導讀
【資料圖】
Foreword
在五味雜陳的2022年即將走入尾聲之際，斯坦福中國社會創新峰會在線上舉辦。其中，著名哲學家陳嘉映教授分享了他對時代，對“何為良好生活”，對“共益新世界”的觀察與思考。他從對“功效主義”（utilitarianism）的反思談起，指出多元價值、多元追求是一種現實，強行用“利益”的單一維度來解釋和衡量人的一切行為，是不能奏效的。而當下時代，既為多元價值的共存共益提供了一些條件，但也提出了許多挑戰。關于我們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如何與現實共處，陳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觀察和思考。
陳嘉映
哲學教授，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浙江大學城市學院；著有《海德格爾哲學概論》、《哲學·科學·常識》、《簡明語言哲學》、《何為良好生活》、《感知、理知、自我認知》等；翻譯有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伯納德·威廉姆斯的《倫理學與哲學的限度》等。
01.
“功效主義”正在喪失對企業活動的解釋力
陳嘉映：我想從我的這本小書《何為良好生活》切入，去談一談對功利主義或者功效主義（utilitarianism）哲學的質疑，這也是本書的主題之一。功效主義的內容很復雜，我主要質疑的，是對它比較通俗的理解——每個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簡單概括來說，我認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非是對實際生活的正確刻畫。這種說法雖然常見，但是并不能夠解釋種種不同人的生活，也不能解釋我們多種多樣的訴求。看看我們自己做的事情，看看我們身邊很多人做的事情，比如有些朋友在藏區保護雪豹，保護藏羚羊，就能感受到他們并不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當然，我們也可以把“做公益”“保護藏羚羊”這些訴求都說成是為了實現自身的利益。那損人利己是為自己的利益，助人為樂也是為自己的利益，這樣的思路會使“自身的利益”的說法本身變得完全沒有內容。
我覺得很難用一個理論或者一個道理來概括所有人的生活，但相對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我認為另外的一個說法要更好一點，即大家常說的“自我實現”，為實現自己的價值去生活。包括大家了解的馬斯洛所說的生活的幾個境界，最高層次就是要實現自己的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去藏區保護藏羚羊，做公益，成為消防隊員，或者作為一個律師為弱勢群體去辯護……這些都是“我”認為有價值的事情，雖然它不一定是所有事情中最有價值的，但對“我”來說，無論是命運把我安排到那里，還是自我選擇，或者是兩者的結合，總之這是我走上的道路，我就會去考慮我投身于其中的事業是不是一件有價值的事情。
做企業也可以套用這個思路。雖然我們前面提到“利益最大化”被廣泛應用于個人，但更突出的應用情況是用來刻畫經濟活動，好像企業家的全部目標都是為了利益最大化。我完全不能同意這件事情，我認識一些企業家，也讀過一些企業家，不難發現他們幾乎都不會把“利益最大化”作為自己辦企業的追求。倒不如也從自我實現的角度來看，企業家是在通過商業活動來彰顯自身的價值，來完成他為社會服務的價值。比如說一個朋友去開書店，他明明知道開書店不是一個能夠使他投入的資本得到最高回報的商業活動，但是他就是覺得開書店既符合他個人的愛好，又對社會有某種價值。我讀那些像日本企業家，特別是日本戰后的那些企業家豐田、稻盛和夫的著作，這點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稻盛和夫就說過，我們人都是難得到人世來走這么一遭，但你走這一遭真的實現了什么價值嗎？你的人生真的有價值嗎？我想這對企業家跟對我們普通人沒有什么不同。大家都并非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在追求他所認可的價值的實現。實際上對于大多數企業家來說，這一點比我們普通人可能還更加突出一點。企業家不是社會的工具，他們是一些具體的人，所以也就有著具體的各自不同的關切。
當然，我并非主張脫離利益談理想。我們當然有自己的利益基礎需要維護，如果自身不保，任何理想自然都顯的很空洞。對于企業也是如此，甚至更加明顯。如果一個企業不盈利，你談任何其他的事情都沒有意義。不過我們還是要區分，盈利是一個企業的必要條件，而不是，至少不見得是一個企業的目的。就像奔跑的速度是能夠參加足球這項運動的一個條件，但是提高奔跑速度并不是踢足球的目的。脫離了利益來談理想，是紙上談兵，但并不意味著談論理想就是在談論利益。就像談論足球肯定遠遠不只是在談論速度。
這點在中國這幾代的企業家身上更加突出。因為中國以前沒有真正的民營企業，競爭也很殘酷，第一要務就是獲得利潤，能夠站住腳。新一代的企業家們在總體上有很多變化。一些年輕的企業家，他們做企業不僅要掙利潤，甚至不一定要把自己的企業做大做強做久，但他們有一個很突出的訴求——就是自己做得可心，就是這件事情是自己愛做的，他們更多是在企業的平臺上去彰顯自己的價值。這樣的一種做法，也跟整個社會情形有適配的一面。比如他們其中有做首飾、咖啡、小物品這些行業的，他們的消費者也與之前發生了變化，這些消費者也會開始關心一些社會議題，比如環保、平等、女性主義等等，他們的訴求也不同。
以上是對功效主義，特別是用功效主義去解釋經濟活動、企業活動，我的一些質疑。如果說功效主義在之前多多少少有一些解釋力，那在當下它對社會生活的解釋力正在越來越過時。也可以這么說，理想主義和利益，兩者遠不是兩個對立面，簡單來說，它們是交織在一起的，或者在某些情況下，它們之間是一個層次之分。做企業絕不是一件唯利是圖的事情，反過來做公益也并不見得就是理想主義的一面。做企業也是人做，做公益也是人做，任何一個行當里面都有公益心更強的人，也有自私自利的人。所以我覺得像樂平基金會更多的是用共益的概念來理解我們從前所理解的公益事業，可能的確是一個新的思路，可以更好地反映我們從前所說的公益組織的做法和訴求。
02.
金字塔倒掉了，“多元時代”到來了
總的來說，我不覺得有任何一個單一的理論能夠刻畫我們的實際生活。回到《何為良好生活》這本書，它也不是說提供了任何一個理論來回答我們何為良好生活，它也不是勾劃了一幅理想的美好生活的圖畫。在十六七世紀的時候，甚至在十九世紀的時候，可能還會有人去做，還有一定的意義。那在今天去做這件事情，我個人覺得毫無意義。
這本書與其說提供了一個答案，（不如說）就像書名所直截了當提示的，提出了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是需要每個人自己回答。為什么要每個人自己去回答？因為這個問題，在我看起來從來就沒有唯一的答案。我后來出了一本小文集《走出唯一真理觀》，這個題目難免會引起誤解，這本小書并不是在討論物理學的真理，而是在討論生活的真理。什么是真正的快樂，什么是真實的幸福，什么是真實的自我，是這一類的“真”和“真理”。那么這一類的“真”和“真理”，它是沒有唯一答案的，我認為每個人必須去用自己的實踐活動去做出回答。
我說的這種情況不是今天才有的，人類生活一向都有多種多樣的追求，不過在我們當下的時代，對唯一真理觀的拒斥更為凸顯。它的原因多種多樣，其中有一些因素非常明顯:
· 在我們這個時代，國家和民族之間的交流十分廣泛，我們可以輕易了解到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們這時候很難再繼續想象唯有我們的這樣傳統的生活方式是正確的良好的，其他跟我們不同的生活方式都是錯誤的或者不良的。人家也這樣生活了幾百年幾千年，也生活得好好的。當然他們會有斗爭，會有毛病，就像我們一樣，任何一種傳統都有毛病，都有斗爭。這是一個當代多元價值格外凸顯的很明顯的社會原因。
· 另一點就是金字塔狀的觀念結構坍塌了。并不是說大家以前的價值觀就真的那么統一，只不過以前的社會觀念結構很大程度會受到統治者的控制，從上到下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制定一套生活觀念。至少在明面上，好像這樣一種生活觀念是相對比較統一的。
· 還有一個因素是自啟蒙時代之后，寬容又逐漸生長成為一種相當主導的時代精神。啟蒙時代以來，大家都知道啟蒙時代跟很多因素有關，比如跟近代科學的生長有關，跟東西歐宗教戰爭造成的巨大的破壞有關。人們沒有辦法再容忍無窮無盡的殘酷的宗教戰爭，所以寬容的理念就逐漸生長起來。因為你要多元價值并存，就需要有寬容精神的加持。如果誰都不寬容，那么多元價值哪怕浮現了也一定要斗個你死我活，最后結局可能就只剩一種價值留下來了。當然，我估計這種你死我活的斗爭的實際結果，最后是使得所有的價值都不能存活。只有沒有價值、反價值的東西存活下來。我覺得現代生活中積極的一面在很大程度上都跟多元價值的共存，以及多元價值之間的良性競爭相聯系。
不過就像我剛剛說的，這種多元價值并存的局面需要很多條件，如前面提到的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寬容的社會心態，同時也需要一個公共說理平臺。更加多元的價值出現，所帶來的影響也并不都是正面的，不同的價值之間也會有沖突。解決沖突會有各種各樣的方法，比如通過暴力的方式企圖去消滅與自己不同的價值，另一種就是通過公共說理，讓每一種價值都能夠有為自己辯護的可能性。因此，也就能夠使得懷抱那些不同價值的人，能夠對“我”的價值多多少少的有所理解，當然最好是有更多的理解。這樣的一種公共說理的目標之一還是要包括不同價值的沖突在何種情況下能夠共處，而不至于進入那種殘酷的斗爭。
眾所周知，這些條件在最近幾年面臨著新的挑戰，大家能感覺到這幾年，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簡單來說在進入一個“變亂”的時代。最簡單的原因就是二戰之后建立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這種瓦解當然有它的必然性，因為二戰之后的世界格局在七十年、八十年之后，已然發生了變化。我們不可能完全用二戰之后的秩序來共處。我剛才講了多元價值的并存是要求有一個比較穩定的環境，在變亂的時代對多元價值的并存是一個挑戰。剛才也講到了公共說理，大家也感覺到公共說理的空間正在瓦解。瓦解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對此，大家談的比較多的是互聯網，互聯網一開始被大家認為很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公共說理空間，但是其結果幾乎有點相反——在互聯網當中往往只有觀念的表達，沒有觀念的討論。
03.
何為良好生活？要用你的生活實踐去回答
我再用一點時間說一說，對于不確定的時代，我們怎么與這種現實處境共處。有時候人們對我這本書的書名《何為良好生活》會有誤解，很多人引用的時候，會把它說成是“何為美好生活”，但這本書它不是在勾勒一幅理想的美好生活的圖畫。當然從字面上不太容易看出“良好生活”和“美好生活”之間有多大的區別，不過至少我個人或者在這本書中所表達的“良好生活”，與大家常說的“美好生活”是有蠻大差異的。
一般講到美好生活更多是一種對美好生活的憧憬，要怎么過上美好的生活。而在這本書里講的“良好生活”更多是跟古希臘人說的eudaimonia連在一起的，它更多是從怎樣做的角度來理解生活，而不是從最后能夠享用到各種生活的角度來理解生活。所以很大程度上它不是在講生活如何美好，而是在講生活如何艱難困苦，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德行，為艱難困苦的生活做好準備。這是有一點點吊詭的，我們的確都有美好生活的愿望，也愿意過上美好生活，但往往是在那些更為困苦的時代，會對我們的德行會有更高的要求，或者說（艱難困苦的時代）反而為那些德行提供了展示的舞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面臨這樣的時代，這個時代會對我們個人要求的更多。
總的來說《何為良好生活》這本書并沒有提供一個答案，因為“何為良好生活？”這個問題需要每個人去提供答案。如果說有一個大致的社會的答案，那是所有人一起參與的實踐，這樣的一種探究。就像尼采所說的一樣，生活本身不提供答案。
近幾年，疫情加上疫情管控衍生出的諸多問題，有一些問題正在解決中，但還有很多長期問題，比如說對影視行業、教培行業、房地產行業的影響等等。還有些問題不僅是長期的而且是隱性的，比如抑郁、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區的關系、彼此間的信任關系等等。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個人要做好準備，那對于關心社會問題的人來講，現在真的有大量現實的思想問題、觀念問題需要去處理。
比如企業家去處理企業的問題，像我們這些讀書人就要更多地去關心這些具體的觀念問題。跳開來說，我們要去總體考慮過去的一些觀念，它如果曾經適應過當時的時代，那我們現在的世界，特別是這五年、十年的世界，非常明顯它已經不再是那個世界，那現在我們的世界是個什么樣的世界？比如說我們講到公共說理空間，傳統的公共說理空間比如說像報紙，這種媒介顯然已經被高度邊緣化了。那么還有沒有公共說理空間？還能不能創造公共的說理空間？這些問題都是我們這些所謂思想者在當下需要去思考的。包括樂平基金會主辦的斯坦福中國社會創新峰會也是這樣的努力之一。
04.
普通人要怎么做？以誰為榜樣？
陳嘉映：具體的人怎么做？我認為先要了解或者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因為每個人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樣的，每個人的心愿也是不一樣的。這個問題會涉及到”我“究竟要做什么，什么是“我”的生活主旨，”我“生活的根本志趣。了解了自己要做什么，當然你僅僅說我要做什么事情，就心想事成這恐怕沒有的。
你也要去了解世界，了解世界我特別要強調要了解周邊世界。現在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全世界發生的事情都好像發生在你的眼皮底下，這跟過往的世界非常非常不一樣。過往的世界是分成很多很多層次的，一個是你周邊的世界，一個是遙遠的世界。那個遙遠的世界不會對你產生特別巨大的影響，但現在很容易把這個界限混淆掉。實際上，我覺得今天人們有時候容易感到沮喪，也跟這樣的情勢有關。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至少你自己可以做出一定的努力，分清哪些是遙遠世界的事情，哪些是你周邊世界的事情。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關心國際大事、國家大事。但是我還是會經常提醒自己，這個事情它是不是跟我現在要做的事情直接相關。如果不是直接相關的，我會把它盡可能地放到背景上去。不是到了萬不得已，我總是把我正在做的事情安排在固定的時間。用我的話說，不管天下滔滔，我該干什么干什么。
未來幾年情勢恐怕不會是太好，但離什么都做不了的情況還差得遠得很，還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
以誰為榜樣？這是個非常好的角度，其實我們很少從理論，從道理來明白我們應該怎么做。我們幾乎總是從實際的某一個、某兩個、某幾個榜樣那里學習我們應該怎么做。但是誰是榜樣？這個就連到了你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因為你要做不同的事情，就會選取不同的榜樣。比如我個人，因為我是坐在書齋里讀書想事的，我會把維特根斯坦當做榜樣。他那種契而不舍的向問題深處思考的精神，他那種求真的真誠精神，不會去給自己打馬虎眼，當然更不會去糊弄他的聽眾或者讀者。那C羅也很棒，但我大概不會以他作為我的榜樣。特蕾莎我可以從她的精神中得到很多的感動，曼德拉也是這樣，但是他們不太可能成為我的榜樣。
05.
邁向共益新世界
陳嘉映：我覺得對于任何可能世界的勾畫，至少在我們的上下文中都是要跟現實世界的發展趨向有某種聯系，我覺得雖然當今世界仍然有一小部分人在生存線上掙扎，但是總體上來說這個情況跟我們人類以前的生存情況有很大很大的變化。我們的生產也好，消費也好，已經跟很多我們的社會觀念、人類的價值觀念聯系在一起。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共益的觀念對于我們未來世界會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我相信我們努力是這樣，不努力也會往這個方向發展。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更清楚地闡明共益的觀念。具體怎么做，可能需要實際在做事的人會去實驗，會去創造一些新的方式。對于另外的一些人，比如我，需要從觀念的層面上來糾正我們從前的一些關于價值與利益之間的關系的，或者是錯誤的觀念，或者是過時的觀念。比如能夠逐漸地打破這樣一種觀念上的壁壘，使企業的商業行為跟公益組織的慈善行為，不再作為明確兩分的兩種社會建制。
（以上轉錄自陳嘉映先生在2022斯坦福中國社會創新峰會的談話，內容有編輯）
結語
Epilogue
正如嘉映老師在文中所描述的，共益是針對多元價值提出的主張，是后標準化時代的解決方案。它是一種方法，也許也是一種哲學。“非此即彼”是一種過時的社會建構，打破它正是思想者的使命。而共益將成為一種新常態，擁有共益精神的社會創新者們，正在通過多元實踐，邁向共益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