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全國各地正在陸續公布2023年高考分數，對考生來說，此時除了“幾家歡樂幾家愁”的情緒，更重要的便是進入“填報志愿”階段。
(資料圖片)
是學校重要，還是城市重要？選什么專業能“避坑”，就業好？
凡此種種，算是每年六月比較常見的話題了。不過從本月初以來的討論看，我們對專業的討論程度是遠高于學校和城市的。前不久圍繞一些學科尤其是新聞學、法學的熱議，就是一個例證。一時間，哪個專業“打死也不要報”，哪個專業“閉著眼睛都能找到工作”，似乎都有了某種必然唯一的、確定的答案。
其實，這還是一種舊時的學科思維。加之就業難、人工智能崛起，在這些社會和技術因素影響之下，人們更傾向于把希望寄托于“選對專業”。
《新生》（The Freshman，1925）劇照。
讓我們從一種危機說起。實際上在世界范圍內，本世紀的高等教育普遍在經歷著一場價值危機。能顯示此種危機的現象至少有兩種：一是人文學科規模縮減；二是在就業市場上，高等學歷加速貶值。大學教育的目的也由此遭受質疑，如批評大學未為社會和市場培養有動手和創造能力的畢業生，而為之辯護的聲音也是有的，比較常見的一種是認為大學訓練的是綜合認知和批判性思考能力，進而撇清某個專業與就業問題的關系。這也是我們如今經常見到的一種理由，一旦某個學科被質疑，便辯護說重要的不是具體專業，而是“大學教育能夠教會你一些在以后的生活中很重要的能力”。
二十年前，阿伯特（Andrew Abbott）為芝加哥大學做2002年開學演講之時被要求就“教育的目的”作出回答。這位社會學家拋出的看法是，無論我們是否承認，一個學生的成功與否跟選了什么專業、是否努力都沒有關系，因為決定性因素都在大學“之前”或“之外”。是大學篩選了他們，而不是“培養”了他們。他一并否定了大學的作用是提供綜合認知能力或批判性思維。他不客氣地指出，有此想法是教授，悖論的是即便是他們，影響是否成功的也不是這些原本可貴的能力，而是一些平庸的、并不光鮮的技能。還有人可能說，接受大學教育，能領悟經典，找到接受高等教育者才具備的某些“共同語言”。阿伯特對這也加以否定。
那么，大學教育有目的嗎？
沒有。它本身就是目的。
下文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大學教育與知識的未來》一書，摘編有刪減，注釋見原書。所摘編內容為阿伯特討論什么不是大學教育目的。
阿伯特的案例主要來自芝加哥大學，這對美國大多數高校學生以及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可能都有一些不同，但他對通過大學學科教育必然改變命運這一執念的反思，卻是有一般意義的。對學科的選擇還是只能回歸到興趣。在學科知識的教育與研究都無法像過去那樣“自然而然”標記文化資本的年代，他提醒了未來的不確定性和知識能做的有限準備。
原文作者｜[美]安德魯·阿伯特
《大學教育與知識的未來》，[美]安德魯·阿伯特 著，王桐 陳嘉濤 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1月。
主修專業與未來職業
沒有多少關系了
所有嚴肅的研究顯示，一些大學層面的因素，像學校的聲望和入學難度等對人們以后的收入會有影響，然而更多的變數發生在同一所大學的內部，也就是說，同一所學校畢業的學生之間差別很大。這種內部差異是由一些個人因素造成的，比如個人天分、資源、表現，還有你的主修科目，而不是學校的聲望和入學難度。例如，我所看到的最好的全國數據顯示，大學的 GPA 增加 1 意味著大學畢業四年后收入多 9%。就你所要做的那么多工作而言，這不是一個很大的區別。
很抱歉，我用這些收入數據來煩你們，但是我希望能打破這樣一個普遍的想法：在高等教育階段努力學習能帶來更多的世俗的成功。唯一跟未來的世俗成功有點關系的一個變量是你的主修專業。但是在大規模的全國性研究中，這種影響大部分源自主修專業和職業之間的聯系。真正對世俗的成功有影響的因素——你們都已經知道了——是職業。在全國性的調查中，職業和主修專業有相當緊密的聯系。但是在芝加哥大學，專業和你將來的職業并沒有多強的相關性。
《錄取通知》（Accepted，2006）劇照。
以下是過去 20 年芝加哥大學校友的數據（隨機選擇的10％）。
主修數學的：20％從事軟件開發與支持，14% 大學教授，10% 在銀行和金融業，7% 中小學教師，7％在從事非學術性研究，剩下從事的職業很分散。主修物理的情況很類似，只是他們有更多成為工程師，少一些從事銀行和金融業。生物專業產生了 40％的醫生，16％的教授，11% 的非學術性研究者，剩下的三分之一從事的職業很分散。很明顯，這里有一些類似的路徑。我們有個生物專業的學生現在是個作家，另外一個是音樂家，我們有兩個數學專業的現在是律師，一個物理專業的成為了精神治療醫師。
來看看社會科學。學經濟學的——在今天看來最有利于職業的專業——24％從事銀行和金融業，15% 從事商業咨詢，14％成為律師，10％從事商業管理或銷售，7％在計算機行業，另外 30% 的職業很分散。歷史專業的學生一般成為律師（24％）和中學教師（15%），但是其他的約 60% 從事什么行業的都有。政治專業也有 24% 的律師，7％的教授，7％的政府公務員，20％在各種商業部門中就職，剩下的很分散。令人吃驚的是，心理學專業的也有 20％從事商業，11％成為律師，10% 成為教授，其余的同樣很分散。因此，在社會科學里，很多人畢業后去了法學院或者商學院。這里照例有一些例外：一個主修社會學的成了保險精算師，兩個主修心理學的在政府部門，一個學政治學的從事計算機業。
至于人文學科，英語專業的大概是這樣：11％在中小學教書，10％從事各種商業，9% 從事信息交流，9% 的律師，5%的廣告業，剩下的比較分散。主修哲學的人中，30％成為律師，18% 從事軟件業。我敢說沒人能解釋為什么會這樣。同樣，專業和職業的聯系有些是明顯的，有些不那么明顯。我們有兩個英語專業的學生現在是藝術家，還有一個是建筑師。
還有一個哲學專業的學生現在是農場主，另外兩個成了醫生總而言之，有些證據顯示特定的專業會帶你進入某些特定的行業，但是事實恰恰相反。與其說杯子注滿三分之一的水，不如說它留有三分之二的空。主修生物的只有 40% 成為醫生。最重要的是，沒有任何一條從某個專業到某個職業的路是被封死的。
《夏天的拉花》（2013）劇照。
來自行業的數據
從行業而非專業的角度來看，所修課程和職業之間的弱關系就更加明顯了。
我們校友中最大的群體是律師——占我的調查群體的 12%。在律師中，16% 來自經濟學專業，15% 來自政治學專業，12% 來自歷史學專業，7% 來自哲學專業、英語專業和心理學專業，5% 來自公共行政。以下這些專業的學生中都至少有一個人成為律師：人類學，藝術與設計，藝術史，生物，化學，東亞語言與文明，人文學綜合研究，地理，地球物理，德國語言文學，數學，物理，宗教和人文，羅曼斯語言與文學，俄語及其他斯拉夫語言文學，社會學。你們現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絕對沒有什么專業是不能讓你成為律師的。
醫生這個行業怎么樣呢？醫生占我的調查總人數的 9%。醫生的專業背景要集中一些，那是因為醫學院對入學前所修課程的要求。60% 的醫生來自生物專業，17% 來自化學專業。然而，至少有一個醫生原來學的是人類學，古典文獻，英語文學（事實上有四個），歷史學，科學哲學，數學，音樂，哲學，公共政策，羅曼斯語言與文學。通往醫生的主路很明顯，但絕不是唯一的一條路。
《豪斯醫生》（House M.D.，2004）第一季劇照。
校友中另外一個比較大的群體是從事銀行和金融業的同學，其中，40% 來自經濟學專業，8% 來自心理學專業，7% 來自政治學專業，7% 來自英語專業，6% 來自數學專業，5% 來自公共政策，4% 來自歷史學專業。同樣，這里有一條主路，但是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別的路。
很抱歉在這里給你們列出這些東西，但是我希望把這樣一個觀念從你們腦海中除去：你本科學的課程跟你將來的職業有聯系。當然，這里有一些社會科學家喜歡說的“選擇性親和力”（an elective affinity），有些專業的學生會比別的人更有可能進入某些特定的行業。但是沒有任何專業被排除出去，沒有任何必然的路徑存在。你在這里干些什么不會以任何方式決定你將來的職業。你離開的時候，可以自由地選擇任何此世或彼世的職業，你不會僅僅因為主修跟那個職業沒關系的課程而犧牲任何的可能性。
就在大學里的表現而言，沒有任何全國性的數據顯示大學里的表現水平對之后的收入有哪怕是很微小的影響。根據我的校友數據，在芝加哥大學的 GPA 和現在的收入之間絕對沒有任何的聯系。簡而言之，你將來到底是住在火島還是漢普頓取決于本科表現之外的一些因素。
《加油吧實習生》（2015）劇照。
我希望我們現在已經否定了這樣一個觀念：你在這里干些什么以及你干得怎么樣和你將來是否取得世俗成功是有關系的。你被這所大學錄取這個事實，以及那些讓這個事實實現的因素，已經確保了你世俗的成功的總體水平。成功的具體程度取決于你的職業選擇，而職業也跟你在這里干些什么以及干得怎么樣沒有關系。
大學教育的目的，
也不是提供“綜合的認知能力”
另一個接受大學教育的理由是，它給你一些對未來很重要的綜合的認知能力。因為這是我自己過去論證最多的一個論點，我需要格外小心地去推翻它。
《樂鼓熱線》（Drumline，2002）劇照。
這個論點是：大學教你的不是具體的學科知識，而是一些在將來——研究院中，工作中還有休閑中——能運用的綜合能力。大家都知道，大學里學到的具體知識并不重要。所有 30歲以上的人都知道，就內容而言，大概 5 年內你會忘掉絕大多數你本科時學的東西。但是，那些能力不會丟掉。可能它們不好測量，它們的影響也不好被證明，但是它們是你能從大學里得到的最主要的東西。
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基本的語言和數字能力，高級的讀寫能力能讓你更好地應對知識社會，良好的數字能力能讓你做出理性的財務選擇，這些在一個又一個的專業領域內被證明是有用的。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更加高級的能力：批判閱讀能力讓你識破報紙和股票章程中的謊言，分析能力讓你在工作中形成復雜的行為程序，寫作能力把你的想法很清楚地表達給你的同事，獨立思考能力讓你不受別人觀點的影響，還有終生學習的能力讓你能夠處理工作和生活中的變化。
證據顯示，我們自己的校友，其他同等水平學校的校友，以及全國校友的抽樣，都堅信這些能力是他們本科教育最重要的東西。校友們意識到，本科學到的具體知識總是會被忘記，但是他們強調自己保留了這些在生活各個方面都會用到的綜合能力。
然而，并沒有多少證據證明大學階段的學習產生了這些能力。我們知道在大學四年的時間內，人們獲得這些能力，但是我們并不清楚是大學的教育孕育了它們。
《三傻大鬧寶萊塢》（3 Idiots，2009）劇照。
首先，能夠上大學，尤其是精英大學的年輕人，本身就跟不能上大學的人不一樣。在我們的分析中，如果不能對這種差別進行統計上的有效控制，大學教育顯示出來的影響可能實際上源自能上大學和不能上大學的人本身就有的差別。在這個選擇性偏差效果之外，還有另外一個無法度量的變量的問題。我們歸功于大學教育的變化可能實際上衍生自別的東西。比起沒有上過大學的人，大學畢業的學生更有可能承擔更有挑戰性的工作。他們有更多的時間接觸聰明的人。他們生活在一個認知能力被明確重視的環境。綜合能力的差別可能是由這些東西產生的，而不是大學的課堂教育。
另外，上過大學和沒上過大學的人在很多技能方面并沒有大的區別，能力的增加可能只是成熟的結果。你的能力得到提升只是因為你多活了幾年。
大學教育對于認知能力的發展很重要這種看法成立與否完全依賴于我們是否可以在統計上解決選擇性偏差和無法度量的變量這兩個問題。唯一的非統計解決途徑是進行控制實驗。但是沒有人會把一千個像你們這樣聰明并且有抱負的年輕人送到大學之外的某個一樣有挑戰性，但是沒有課堂教育的環境中去。
設想在未來的四年內，你們系統地在商業公司、非營利機構、政府部門等處進行實習，在那些地方，你們不用上課，但是你們還是能夠以同樣的方式獲得那些能力：向你的朋友或者工友請教該怎么做，讀讀工作手冊，或者去參加一些特定技能的課程；你們可能還是住在宿舍之類的地方；你們可能還是需要業余生活，但是沒有課堂指導。然后我把你們，除了少數幾個領域——硬科學（hard science）和工程——遞交上去，你們會跟在這里受了四年大學的課堂教育一樣，為申請法學院或者商學院做好了準備。
批判性思維
未必是大學教育提供的
從統計數據來看，其他的因素導致了大學教育的結果是很有可能的。
《聰明人》（Smart People，2008）劇照。
讓我總結一下：首先，雖然有一些證據顯示大學教育在某些領域有一些小的影響，但是沒有可靠的證據顯示大學教育對口頭表達能力、書面交流能力、綜合思考能力、智力上的反應能力有直接的影響（20% 的正作用）。其次，的確有證據顯示大學教育對綜合口頭表達能力和綜合數學能力有正面的作用（10%—15%），但是這更像是“要么使用這些本來就有的能力，要么丟掉”的結果，而不是學習到新的技能。
大學只是讓你們一直使用這些在高中已經學到的能力，而很多的工作并不會這樣。所以那些上大學的人保持了這些能力，而那些去參加工作的人退步了。最后，大學教育在培養批判性思維上的確有一些作用。然而，有關的研究往往沒有控制年齡，所以很難把它的作用跟純粹的年齡增長帶來的成熟區分開來。
這些統計結果不全是從精英大學得來的，而是來自不同水平的高等教育機構。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得出推論，大學教育對于認知能力的提高沒有很大的直接作用。也就是說，你來這里的時候，就是很聰明的人，只要你用你的智力干點什么——具體干什么并不重要——你走的時候仍舊會是聰明的人。
《匆匆那年》（2014）劇照。
所有這些統計的結果都是上大學和不上大學的區別，也就是在比較大學教育和低層次的、沒有挑戰力的工作或者失業。沒有人明確地比較過大學教育和其他智力上有挑戰性的活動。毫無疑問，我們一直都在做關于這個問題的實驗。美國排名前40 的精英大學的數據顯示，這些學校的學生用在學習上的時間差別很大。在布朗大學這樣的地方，你有可能在整個本科期間給報紙做全職作家，課業不過是或多或少不相干的事情。也有像芝加哥大學這樣的地方，以上這些行為完全是不可能的。
當然，在同一所學校里，有的人很努力地學習，有的人卻把同樣的智力用于交響樂團、創造性寫作或者喜劇。但是沒有人考察過這些課業學習之外的智力活動對認知能力的影響，也沒有人測試這個預測可能是錯誤的：在大學里做很多課上課下作業的學生在以后會比較成功或者認知水平會比較高。
所以，反對“大學教育能夠教會你一些在以后的生活中很重要的能力”的理由如下：（1）這些能力并不是獨立于你自然的成熟而產生的；（2）還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大學教育產生了這些能力；（3）沒有證據證明沒有其他的智力活動也能產生這些能力。
“綜合認知能力”，
對職業真的重要嗎？
現在讓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看這種認為“認知能力”對以后的生活有決定性的影響的觀點。你們可能已經猜到，你們將在研究院——而不是大學本科的時候——學習到關于如何成為一個律師、醫生、商人的知識。你們中將來成為醫生的人也會發現，生物化學和其他類似的精密科學知識對于行醫來說既沒有什么意思，也沒什么用。事實上，直到 20 世紀，醫學院才要求本科有理科背景。而且，在某些國家，醫科、法科和商科授予本科學位，而不是研究院學位。這也說明，盡管校友們那樣認為，大學里學到的技能對將來的職業生活其實并沒有那么重要。
但是讓我們走得更遠一些。把標準的大學本科的技能列一個單子，讓我們看看你們大部分人在追求的職業是不是真的要運用這些能力。這些能力是批判思維能力、分析推理能力、終生學習能力、獨立思考能力，還有寫作能力。這些是在校友研究中出現的五大能力，在其他同等精英學校研究和全國研究中它們也是最主要的。這些東西真的對從事法律、商業、醫學還有學術那么重要嗎？
《律政俏佳人》（Legally Blonde，2001）劇照。
律師。精英律師的真正活動是去找生意、簽合同、領導法律團體，還有監督年輕的同事。年輕的合伙人需要知道怎么寫作，需要分析的技能。但是太多的批判性思維會讓他們陷入麻煩之中，獨立思考能力同樣很可疑。
對非精英律師來說，他們做的大部分工作是財產或者其他財富的轉移、離婚、遺囑、合伙，還有偶爾的個人傷害案件，所有這些都是他們在離開法學院之后才學會的，很多時候是文書人員教會他們的。所有偉大的訴訟律師的策略都不是在課堂學會的，學習戲劇的背景比法律學位更有用。對法律本身有很深的批判性的了解只對法學教授和很少幾個法官有用。
所以，很難說對律師而言那五大認知能力比跟人們處理好關系、團體合作、陳述清楚并簡單化問題以及把它向不同的人群說明等能力更加重要。
在商業中，情況多多少少是一樣的。你們中從商的人永遠不會像我或其他一些教授那樣寫作。你們將不得不盡量減少事情，你們也一樣需要把事情簡單化、清楚化。你們同樣需要跟別人好好合作，把你的獨立性擱在一邊。正如鮑伯·杰卡爾（Bob Jackall）所精妙證明的，你們需要嚴格控制自己的批判性思維。
綜合分析能力對你們會很重要，但是，正如杰卡爾和其他管理人員所說的，對于商業管理人員，關鍵的分析能力是解碼在各種組織中流動的、時刻變化的、有偏差的信息，從而正確地理解別人。這些是你在大學里絕對學不到的。為我們寫作課本的人并不希望欺騙誘導你去做他們想要你做的事情。
醫生會怎么樣呢？絕大多數的醫生工作跟法律工作一樣，都是例行公事。每天做一些標準化、程序化的事情。醫生比律師和商人更需要終生學習。高級律師可以向他們手下的律師學習新的法律，醫生卻需要自己不斷學習。但是，除非他們是學院派醫生，否則跟商人一樣不需要寫作。復雜的分析性思考也常常不是那么必要。醫學內部的分工把他們的分析控制在很小的范圍內，只需要處理跟自己專業相關的病人。不一樣的是，批判地去聽的能力卻是很關鍵的。對于行醫的醫生來說，理解另一個人想告訴你些什么是最基本的能力。但是對此我們在大學里并沒有系統的教育（在醫學院也只有很少的正式教育）。
《教授》（The Professor，2018）劇照。
最后，教授們又怎么樣呢？他們需要這些能力嗎？你們現在可能已經發現了，大家都在說的這些“主要的認知能力”其實是精英學術界的東西。（當然，我應該說“我們自己”。）在學術界，批判性思維、分析能力、寫作、獨立性和自學都是被鼓勵而且是很重要的。
在某種程度上，這個著名的列表其實是學術界的列表。現在我要證明，即使在學術界這些能力也不是那么核心。大部分在非精英學校任教的教授有著沉重的教學擔子，他們要去教沒有學習動力的學生，很少用到這些能力。即使沒有這些論證，你們大部分人在將來的職業生活中還是不需要這些在高等教育中強調的能力。最明顯的例子是寫作。我們芝加哥大學對寫作極其強調。但是事實是，你們中大部分人在以后的生活里都不怎么會寫作。你要寫的大部分報告、法律意見、公司說明書等都是由委員會完成的，而且它們是寫來告訴聽眾他們想要知道的事情，或者能說服他們的東西，而不是邏輯上正確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僅有很好的理由來懷疑“大學教育教給你在將來的生活中很重要的綜合認知能力”這個說法的頭半部分，而且同樣有很好的理由來懷疑這個觀點的后半部分。我們不能證明大學教育是產生被認為重要的那些能力的原因，而且它們可能也沒那么重要。
所謂“共同語言”，
更不是教育的目的
讓我再來反駁這種“認知能力”論點的另外一種變形。有一些特定的文獻構成文化教養，博雅（liberal arts）教育的責任就是把這些文獻的很大一部分教給學生。我稱這個為“共同語言”（lingua franca）觀點。因為不管學生們現在在做什么，這些經典是受過教育的人們之間的一種“共同語言”。
這種“共同語言”觀點起源于 19 世紀像牛津、劍橋、巴黎高等師范學院等歐洲精英學術機構。當社會精英在這些地方修課的時候，他們背誦了大量的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詩歌與散文，他們在議會演講和俱樂部對話中引用這些詞句。這些引用起到標識精英的秘密代碼的作用。它們也產生文化共同語言。你不需要抽象地苦苦思索憤怒。你可以提到阿基琉斯在他的帳篷里慍怒。事實上，我記得有不少人想象越戰是美國版的雅典人去西西里的遠征，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不朽的詞句所說的那樣：
雅典人被徹底打敗，全軍覆沒，他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們被毀滅了，像諺語所說，一切都灰飛煙滅了，他們的陸軍，他們的艦隊，全部都被毀滅了，龐大的遠征軍中只有極少數人重返故鄉。這就是在西西里發生的事件。
是的，是這樣的。如果你不懂希臘文的話，它什么也不是。經典只有在每個應該懂它的人都這樣認為的時候才能稱為經典。100 年以前，你們中半數的人會被要求懂得我剛才說了些什么（可能我也被要求懂）。但是在我們現在的教育體系里，關于什么是經典并沒有一致的意見，所以并沒有經典可言。事實上，在美國目前有關于典范和優秀人物的共同文化，但是他們大部分來自體育界、娛樂界和時事。簡而言之，并沒有學術的或者高雅文化的經典。
即使有任何意義上的經典，教授們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可能我們唯一能保留的就是我稱為“智力訓練”的觀點。
《天才捕手》（Genius，2016）劇照。
在用一系列大規模實習來取代本科學院的討論中，這種觀點就暗藏其中，當我指出，全職的報業作家在智識上也許和學校的功課一樣有挑戰性的時候，這樣的觀點也如影相隨。“智力訓練”的觀點認為只要你在接下來的四年時間內干點智力上有挑戰性的事情，具體做什么并不重要。因為任何智力上的訓練都會發展，至少保持你的認知能力。這樣的訓練在大學教育中是很容易得到的，你在大學里可以利用它。這就跟去下一個街區的智力健康俱樂部而不是開車去芝加哥市中心的智力訓練俱樂部一樣。
“智力訓練”的觀點是 19 世紀牛津和劍橋改革的核心。沒有人認為學習希臘文會直接幫你管理印度。但是他們認為一個能夠真正掌握希臘文或者矢量微積分的人可以學習任何管理印度所需要的知識。在有了很大范圍和很高難度的學習經歷之后，一個人可以勝任任何事情。這個觀點導致完全忽視學習內容。很多英國的殖民統治官員對不定過去時而非中尉感到更加舒服。但是作為一種純粹的智力訓練，這是個很好的主意。不幸的是，正如這個例子和我之前對職業的討論所清楚顯示的，以后的工作也許并不是智力處理的問題。所以這個智力訓練的觀點可能根本就是不相關的。
在整個討論中我唯一支持的看法是：大學教育提供了一種形式的智力訓練。但是很多其他的活動也有這個功能。所以，沒有任何實用的理由讓你來接受大學教育，學習你的課業，或者選擇一個專業。它不能帶給你任何其他途徑不能給你的東西。所以忘掉所有這些接受大學教育的工具主義的理由。
在這里或其他任何地方受教育的理由，是受教育比不受教育要好。教育本身就是好的。不是因為它是獲得其他東西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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