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崧和伙伴交流
【資料圖】
“游民”們在公社咖啡區聊天
Yeye在海南文昌
青春派職場
“游民”原指無田可耕、流離失所的人。而有了“數字”二字作為前綴，它被賦予了新的內涵。“數字游民”如今特指依靠互聯網和移動設備辦公，離開傳統職場，打破工作時空限制，持續由線上獲得收入的生活方式。 這種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年輕人群體中越發受到追捧。
邊工作邊旅行 “再也不想回到傳統職場”
“滴滴答答答、滴滴答答答……”凌晨4點，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家青年旅館的狹小床鋪上，手機鬧鐘響起。Yeye翻身起床，打開電腦，戴上耳機，點擊進入“視頻會議”。屏幕的另一端在中國，正是北京時間下午5點。
從亞歐大陸到南美洲，隔著浩瀚的太平洋，互聯網連接起身處兩地的Yeye和同事們。
這是Yeye的工作和生活狀態。當不少職場打工人朝九晚六上班時，她每天工作四至五個小時，“居無定所”，工作之余四處旅行，每周換個小鎮或城市，每兩三個月換個國家。
Yeye通常會在早上20分鐘的會議結束后，躺回被窩補一覺，醒后再起床處理工作，下午則背包出門游玩。
她曾把自己的生活定義為：帶著電腦工作的背包客在南美慢旅行。后來，她才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覺間已經成為一名“數字游民”。
此前，Yeye是一名標準白領。2016年本科畢業后，她進入北京一家社會企業工作，租住在二環，騎車10分鐘到位于三環的辦公室上班。企業文化開放、同事關系友好、薪資待遇不錯，但她總覺得“缺了點啥”。
2018年辭職后，她買了一張飛往哥倫比亞波哥大的機票。沒想到，原計劃中的度假變成了旅居，一待就是三年。她一邊工作一邊旅行，足跡遍布多個國家：墨西哥、古巴、哥倫比亞、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秘魯……
在這期間，她的工作和收入分為全職和兼職兩部分，她一邊在公司做遠程項目經理，進行海外教育項目市場營銷，一邊做口語教練，偶爾做珠寶買手、自由撰稿人等。她的總體收入比在北京時降低了大約20%-30%，但每月花銷不超過5000元，還能有幾千元的結余。
工作、旅行、不趕時間、順便學學西班牙語……這樣的生活狀態讓Yeye再也不想回到傳統職場。
從2021年起，她放棄了全職工作，成了“數字游民”生活方式的推廣者，通過自媒體進行內容創作，并和朋友在大理合開了一家“數字游民”共享辦公空間。
破解孤獨困境 為“數字游民”建一個“家”
“游牧”生活并不總是美好。旅途中，孤獨總會在不經意間襲來。2019年Yeye從南美回國，住進新疆的一家青旅，當其他游客商量著去騎駱駝、滑沙時，她從早上7點工作到晚上9點。“當時沒有人和我一起工作，但凡有一個‘數字游民’和我一起都會覺得好些。那一刻我特別孤獨。”
而作為“游牧”了十多年的資深“數字游民”，許崧找到了破解孤獨困境的出路。許崧自2004年起和妻子背包流浪，足跡遍布20多個國家，出版過《美國走著瞧》《西亞走著瞧》等旅行筆記，后來他們選擇定居在大理。大理有來自全國各地的人，這是一個建立了熟人關系、包含多樣生活方式的社區。而新型的社區關系正是治療孤獨的解藥。
2021年，他和朋友阿德在浙江安吉橫山村發起了DNA安吉“數字游民”公社，希望能“復刻”大理模式。這間公社由一間廢棄的竹木加工廠改造而來，依照“數字游民”的Co-working（共享辦公）和Co-living（共享居住）需求，設置了共享辦公區、宿舍區及各項配套。
宿舍區有2人至6人共享的房間，也有集裝箱2人大床房，收費標準從幾百元到千元不等，最高不會超過2000元/月。園區內設有共享廚房，也有食堂，還可以通過手機點外賣。而在辦公區、會議室、咖啡區，“游民”們都可以隨時停留、工作、聊天、娛樂、分享。
插畫師沚楓自2019年起進入完全自由職業狀態，到安吉是想認識有趣的“游民”朋友，而這里也確實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他對社交的態度。
沚楓一度不太熱衷社交。進入自由職業狀態后，他前后兩次租過共享辦公空間工位，每次時長大約在兩至三個月，但都與人交流不多。為了避免陷入封閉和低沉，他常常刻意安排自己參加一些知識分享交流活動。
入住“數字游民”公社已有一年多的時間，沚楓感受到了久違的“人情味”。“這些最終聚到一起的人本身有很多共同的特質，比如對自由生活的向往。而大家在這里有了共同的生活經歷，彼此更容易建立起情感鏈接。”沚楓說。
運營新模式 為鄉村聚集更多年輕人
自2021年年末開放內測邀請以來，“DNA”已經先后入住400多人。其中三分之二的年輕人從事文化創意方向的工作，如編輯、翻譯、插畫師、設計師等，剩下的三分之一大多是程序員，還有一些年輕人處在失業狀態，正在尋找人生方向。
2022年年末，從大廠裸辭的阿綠開始嘗試“數字游民”的生活方式，學習文藝理論、心理學，嘗試寫小說，和不同的“游民”朋友交流。她不想再回到原本的工作狀態，打算和伙伴們一起創業做服務“數字游民”和放大“數字游民”價值的平臺，也計劃參與到一些文旅或鄉村振興的項目中。
一年多來，沚楓接到了不少新的工作項目：以手帳形式呈現地產公司樓書、繪制安吉創意設計中心ACDC的100創新名人墻畫像、制作白茶原小報……其中，部分工作的收入與大城市收費水平相當。同時，他還參與到鄉村振興外部項目的前期調研和策劃中。
實際上，許崧和伙伴阿德在最初發起“數字游民”公社時就與鄉村振興聯系在一起，他們希望為鄉村聚集更多的年輕人，而“數字游民”聚集到鄉村的模式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公社的運營進入正軌后，許崧和“游民”伙伴們在安吉余村開始了鄉村振興新項目，主要進行策劃、空間設計等工作。目前，該項目已經進入施工階段，預計將在2023年3月份試運營。與此同時，江西、四川、江蘇、山東等地也先后有鄉村有意向與團隊合作……
“麻省理工畢業生拿到硅谷和洛杉磯的工作offer，他選擇去硅谷是不是順理成章？如果有一天，中國出現了一流的鄉村，北清復交等名校學生同時收到來自安吉和上海的工作offer，他也會愿意到安吉生活。” 許崧暢想著，聚集一批批志同道合的“游民”伙伴，大家像“細胞”一樣分裂，共同投入到“數字游民”生活方式的推廣和鄉村振興中。
“‘游民’們通常在各地生活6至18個月，會跟當地發生深刻的聯系。當‘數字游民生態’逐漸發展，全國會有幾十上百個‘數字游民’據點，全世界有上千個‘數字游民’據點，那是不是可以想象，未來‘游民’們會在路上結婚生子？新的教育需求、新的學習模式會不會也由此形成？”許崧說。 文/本報記者 陳靜 統籌/林艷 張彬 供圖/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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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數字游民”？
“數字游民”這一概念最初由Tsugio Makimoto和David Manners在《Digital Nomad》（1997）一書中提出，他們預言，移動和便攜式技術的發展將推動一種新生活方式的產生，人們可以擺脫工作時間和地點的限制，重構工作與休閑的關系。
如今，“數字游民”已經從暢想變成了現實。國內“數字游民”部落創始人Jarod Zhang對此給出的定義是，“數字游民”是一種被數字信息技術賦能的全新生活方式，它的受眾特指那些完全依靠互聯網創造收入，并借此打破工作與工作地點間的強關系，達成地理位置自由和時間自由，并盡享地理套利紅利，全球移動生活的人群。Jarod 提出了“數字游民”現金流的四個象限：遠程工作、自由職業、互聯網創業、線上投資。他認為，文案、設計、翻譯、編程等自由職業是由傳統工作到“數字游民”生活方式門檻最低的轉型切入點之一。遠程工作則是實現“數字游民”生活方式途徑中最穩妥的一條，能夠享有穩定收入也能規避不確定性和風險。前兩者在短時間內最易達成，但從追求自由度的角度考量，創業、投資是更加長遠的選擇。
在世界著名的“數字游民”資訊網站Nomadlist.com上，“數字游民”的發展被劃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2007年至2013年。蒂姆·費里斯撰寫的《每周工作4小時》描述了一種遠程工作和地理套利（大意指賺發達國家/一線城市工資，在發展中國家/四線小城消費）的生活方式。互聯網技術的提高使遠程工作成為可能，這幾年間出現了第一批早期“數字游民”。
第二階段為2014年至2020年，在以硅谷為標志的科技公司聚集地，遠程工作變得日常化，科技工作者領銜了第二波“數字游民”的潮流。在這期間，全球興起了清邁、巴厘島、麥德林、布達佩斯、里斯本等多個“數字游民”中心（即“數字游民”聚集較多的地方）。有數據顯示，2013年到2016年，清邁當地“數字游民”的數量從數十名增加到數千名。該階段也涌現出更多針對獨立遠程工作者的企業，共同工作空間、共同生活空間幫助“數字游民”減少了“游牧”生活中的孤獨。
第三階段為2021年至2028年，新冠疫情期間，越來越多的人采用遠程辦公的方式完成工作，這為“數字游民”進入主流視野提供了機會。
該網站預測，2028年至2035年為“數字游民”發展的第四階段，預計將有10億人在一年中的部分時間遠離故土，“游牧”在世界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