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批先建、環評違規、越界開采、大氣污染、水污染、固危廢處置不當……多家上市公司頻頻暴露環境風險。據上海證券報記者統計，2021年至今，已有42家A股公司披露公告，因環境問題而受到處罰。其中，半數企業系今年被罰，部分企業更是不止一次受罰。
而就現實情況來看，公告披露的環境處罰或僅為“冰山一角”。長期跟蹤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狀況、致力于推動環境信息公開的民辦非企業單位青悅環保統計顯示，最近一個月內1.5萬家企業暴露ESG風險，其中上市公司超200家，僅環境風險便涉及41家上市公司。
在受罰、整改等基礎上，如何修復受損的環境信用成為眾多企業面臨的現實問題。“環境信用修復的頂層設計必須加速，并推動各個地方對此工作的有效實施，讓更加完整的環境信用全生命周期管理在我國環境保護及經濟社會綠色可持續發展中起到應有的作用。”青悅環保創始人劉春蕾表示。
【資料圖】
資源類違規代價大
從罰款金額來看，資源類違規罰金多達上千萬甚至億元。祁連山因越界開采破壞礦產資源，先后合計被罰近億元。
“天價罰單”也映射出該類行為資源破壞嚴重、環境代價沉重的特性。祁連山的案例頗具代表性，其子公司越界開采行為持續近10年。
公告顯示，2010年10月至2020年5月，祁連山子公司漳縣祁連山水泥有限公司（簡稱“漳縣公司”）對茍家寨水泥用石灰巖礦越界采礦，在采礦權外動用的水泥用石灰巖礦資源量達2014.50萬噸。
2020年9月，中央環保督察組反饋，漳縣公司茍家寨石灰巖礦長期越界開采。2020年11月，其被國家自然資源部列為掛牌督辦案例。2021年4月，甘肅省自然資源廳以水泥用石灰巖礦原礦單價3.01元/噸計，沒收漳縣公司越界開采違法所得，并處以罰款，在扣減原漳縣國土資源局已處罰的25.31萬元基礎上，共計罰沒款7251.07萬元。
然而，案件并未就此了結。2021年9月，甘肅省人民檢察院在辦理漳縣公司越界開采破壞礦產資源行政公益訴訟案時，要求甘肅省自然資源廳委托第三方對漳縣公司越界開采動用資源儲量所有者權益進行評估。此后，甘肅省自然資源廳委托甘肅省發展和改革委進行重新認定，并于12月出具《價格重新認定結論書》，重新認定原礦市場平均價格為3.75元/噸，并據此補充罰沒違法所得1490.73萬元。除此之外，漳縣公司還需向定西市政府支付生態損害賠償金3651.64萬元，這也直接影響公司稅前利潤。
制造業是環境問題多發地
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以來，披露環保違規受罰的22家企業中，制造業企業占比近八成。從細分行業來看，涉及電子設備制造、電子元件、塑料制品、化學制劑、汽車零部件、船舶制造等；在違規行為方面，水污染超過大氣污染，成為最頻發的環境問題；處罰對象包括公司本身或控股參股公司，罰款金額從數十萬至上百萬元不等。
就產業鏈來看，傳統制造業企業大多處于“微笑曲線”中間區域的生產與制造環節，承擔著整個產業鏈大多數的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當下，制造業企業亟待通過綠色轉型升級，提升資源利用率、降低環境風險，從而邁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
環境處罰公告顯示，制造業企業環境違規行為或涉及前端建設環節的環評違規、未取得排污許可證，或在后端生產環節出現廢水、廢氣違規排放等。如蘇奧傳感3月披露，控股子公司昆山奧力威未經生態環境主管部門審查批準，擅自增加建設吹塑機6臺、粉碎機7臺，被責令限期3個月內改正，并處以罰款27.18萬元。阿科力4月披露，公司新廠區至2022年2月14日檢查之日尚未取得排污許可證，且在排放污染物，被處以罰款23.6萬元。
再看生產環節。春興精工、興森科技、賽升藥業、亞光科技、電連技術等均在年內因水污染問題受罰；云南銅業、洪匯新材、蘇州龍杰等因大氣污染受罰；頂固集創、中旗股份等因固危廢處置不當而受罰。其中，吉翔股份子公司西沙德蓋因尾礦庫溢流井發生故障事故，尾礦砂水溢流，被罰款280萬元；頂固集創子公司成都頂固因未采取符合國家環境保護標準的防護措施貯存危險廢物，被罰款10萬元；中旗股份子公司因危廢貯存不合規，被處罰10萬元。
此外，六國化工、洪匯新材、國中水務等多家公司不止一次披露環境違法信息，中原環保、鵬鷂環保、金圓股份等亦有環境違法行為。
更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公司公告披露的環境污染處罰信息或僅為環境風險的一小部分。青悅環保對各地方生態環境部門官網檢索數據顯示，近一個月有41家A股公司存在環境風險，且多家公司未進行披露。
環境信用修復箭在弦上
伴隨企業環境問題暴露，如何對已受損的環境信用進行修復值得深思。
“我國環境信用修復機制尚未完全建立。”談及現狀，劉春蕾直言，“這嚴重影響了基于信用的環保監管，也對環境信用的守信激勵與失信懲戒機制，尤其是綠色金融、綠色供應鏈等各個領域的應用帶來很大障礙。”
根據生態環境領域信用聯合獎懲合作備忘錄，企業環境信用受損，將會在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很多方面付出沉重的代價。A股也早已有相關案例佐證。冀東水泥就曾因環保問題，退回政府補貼上千萬元。
那么，在處罰、整改等一系列動作完成后，如何實現企業環境信用的修復？
在劉春蕾看來，必須要加速環境信用修復的頂層設計和各個地方對此工作的有效實施，公開從失信行為產生、收集、評價到修復的完整生命周期的環境信用數據。而環境信用修復機制的建立，將更加鼓勵企業及時修復環境信用，更加積極向綠色轉型發展。
記者注意到，為推進地方生態環境信用體系建設，鼓勵生態環境失信企事業單位主動糾正生態環境失信行為，上海、深圳等地方生態環境部門已經開始有所行動，針對企事業單位的環境信用修復，出臺了更為詳細的管理規定。
據悉，9月4日起，《上海市企事業單位生態環境信用修復管理規定（試行）》正式生效。該辦法就修復條件，按照生態環境失信行為信息的不同，分為三種情形。其中，一般生態環境失信行為信息修復、較嚴重生態環境失信行為信息修復，均可在滿足條件后提出申請；特定嚴重生態環境失信行為則在5年查詢期限內不可修復。8月披露的《深圳市生態環境局行政管理信息信用工作修復指引》也對企業不同類型的生態環境行政處罰信息，以及信用修復條件作出明確規定。
“環境信用修復相關證明材料同樣應該公開。”劉春蕾建議，應當保持該信用的全生命周期狀態變化相關信息，即該企業曾有環境信用失信記錄，在什么時間以什么方式修復，證明材料是什么等，均應予以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