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課上，學生們扮演記者，謝安達扮演主編，正在接聽來電。（受訪者供圖/圖）
王淼記得，初一時的那堂語文課結束后，老師馮軍鶴讓大家趕緊擦黑板，寫滿臟話的黑板很快恢復了干凈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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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里坐著18個學生，他們方才一起讀了關于臟話的研究文章，看著老師將自己七嘴八舌提供的臟話寫在黑板上，赫然發現，這些臟話基本上都與母親有關。
王淼意識到，似乎因為母親對于每個人都是重要的存在，“當你想要侮辱一個人的時候，就侮辱他的媽媽，可能會比侮辱他自己更有沖擊力。”
王淼所在的班級一直是男多女少，初一時最懸殊，只有三四個女生，同齡男生某些不友好的言語曾讓她如坐針氈。這節課之后，她發現變化開始悄然發生——和男生交流時，對方會“思考一下，這個話我要是講給王淼聽，她會不會不高興”。
班里曾有一位男生，和母親關系緊張，經常在家里罵臟話、摔東西。他和母親聊起這節課，母親才坦承，兒子罵她的臟話中包含許多對女性的侮辱，她很難過。
對于馮軍鶴而言，這堂課“對孩子的影響不一定是即時的，最重要的是打開了一扇窗”。在班級里，他能聽到更多臟話了，以前，學生們“大量地說臟話”，都背著老師。在這個放松的環境中，馮軍鶴慢慢看到了更真實的情況。王淼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經過課堂上沒有拘束的討論，自己和同學以更平常的心態看待說臟話這件事了，“不是那么難以接受，也不是什么很酷的事情”。
這堂主題為“青春期的臟話”的語文課，是馮軍鶴與謝安達共同設計的性別主題課程的一部分。在深圳一所成立了四個年頭的私立學校，他們對語文教學邊界的探索已歷經三年，全年級共五個班、90名學生，語文課的內容與形式由他們共同搭建。
馮軍鶴與謝安達都是接受傳統公立教育長大的90后，馮軍鶴出身鄉村，考入清華，謝安達也畢業于重點大學。他們都曾在云南支教數年，這段經歷讓他們達成共識：不想教套路，而是發揮語文課真正的價值。
對性別主題的嘗試，最早是在2020年，他們趁“三八”婦女節的機會設計了一周的線上課程。在其中一堂課上，他們讓學生把一些常見詞匯顛倒性別，造出新詞，比如“娘娘腔—爹爹腔”“婆婆媽媽—公公爸爸”等，引導他們了解聯合國發布的《中文性別包容性語言指南》。指南中強調避免使用歧視性語言，學生們在“性別互換”的語言游戲中很快理解了這一點。
這堂課讓當時六年級的回祖霆印象最深，“我們日常說的一些話，比如稱呼，其實都是帶有性別歧視的，當時很多人也包括我，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課程的最后，學生還閱讀和討論了當時的熱點新聞，包括不同性別的醫護人員在曝光度上的差異、剃光頭事件、衛生巾募捐等。馮軍鶴分享了“提高女廁所比例”的人大代表建議，一個男生立馬提出質疑，“平等不就意味著一樣嗎？”雖然女生們最初反應激烈，但和他辯論最久的是另一個男生，那個男生因為經常被女同學“欺負”，在此之前曾堅定認為，生活中受壓迫的是男生。
此后每學年，婦女節前后，他們都會設計相關的課程內容。初一的線下課主要由“臟話”“多元性別”組合而成，到了初二，學生們一起讀了范雨素。馮軍鶴還給學生放映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女主角小明周旋于幾個男生之間，為了獲得更強的權力支持，保全自己，有學生解讀為“綠茶婊”，但立刻有其他學生指出，她的選擇摻雜著不得已，包括家庭變故與身在遷臺家庭的漂泊無根。
“我相信這也是文學重要的任務之一：理解，而不是判斷。”馮軍鶴說。
2014年12月，馮軍鶴在云南大理巍山縣青華小學支教。（受訪者供圖/圖）
“讓他們迫切地想要學”
謝安達與馮軍鶴經常對統編教材的內容做出新的調整和安排。比如課本中關于季節的單元所收文章，清一色在描述四季變換，與身處深圳的孩子們體驗很不同。他們將教材原本的主題“四季”改為“四季的反叛”，學生們補充閱讀了有關南美雨林的文字，比如馬爾克斯的作品里一年到頭都在下雨。
課后作業要求選擇一個非四季的地理位置，寫出那里一日的天氣景觀。有些學生寫的是深圳，也有人依靠旅行的記憶寫新加坡、越南等熱帶地區。有一個學生假想自己是印第安酋長，虛構了一個故事，并且選取了四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各一天——原本要求兩百字的作業，他寫了兩三千字。
從公立學校轉學過來的王淼回憶，以前的語文課，老師一言堂，她在底下老打瞌睡，尤其討厭寫作，“基本上都是靠一些公式，沒有什么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
六年級時，王淼把自己的耽美小說借給同桌，同桌上課閱讀被老師發現。班主任當著同學們的面，把王淼所有的小說扔進了垃圾桶。第二天走到校門口，王淼停住腳步，哭著對母親說自己不愿上學了。后來，她轉到了這所成立不久的私立學校。
轉學后，她的閱讀偏好被全然接受。在寫作上，她發現老師只告訴大家要寫的主題，其余都可以自由發揮。
升入高年級后，馮軍鶴更著力于培養學生的審美意識，過去認為華麗修辭就是“文筆好”的觀念，在他看來是一種偏狹的認知。他讓學生閱讀余華的小說《活著》，作業是模仿其中一個逝世人物口吻來描寫彌留時刻。王淼一改以前華麗的文風，寫：“孩子們還在招手，我笑著搖搖頭。這性子也不知是隨了誰，軸。”她說這不是自己最得意的作品，但很有成就感。
葉敏會在馮軍鶴每周的致家長信中讀到女兒小丹的小說，她估計在那段時間，小丹寫了有上萬字。三年下來，小丹閱讀的作品涉獵范圍從金庸小說到莎士比亞戲劇，從近代史到非虛構，邏輯思維的進步讓葉敏驚訝。
葉敏記得，有一次小丹的妹妹犯了錯，父母正討論應不應該懲罰，小丹主動提出，得先分析到底發生了什么。她分別和妹妹、父母聊完，拋出自己的看法：一、事實與父母看到的角度是不一樣的；二、懲罰的目的不是讓妹妹服從，而是關心和提醒她。
馮軍鶴與謝安達每學年會推薦十本書，和學生們從頭至尾閱讀。有學生對美食感興趣，書單為此添上了《魚翅與花椒》，與之配套的是餐廳項目——學生們要設計并展示自己的餐廳。依據故鄉的不同，自然分成了數個“菜系小組”，組員們先一起下館子，觀察餐廳的菜品、裝修、服務，然后寫大眾點評。項目展示地點在學校演出廳，班級派出的優秀小組用不同的新媒體手段展示自己的餐廳。他們設計的菜單，色香味之外，還需加入一層文學化的描述。拿了第一名的“安徽菜小組”，將餐廳取名“諳徽”，靈感取自“江南好，風景舊曾諳”，并且為此作了詩。
1991年生的謝安達讀過教育戲劇在職研究生，想要探索教育戲劇運用在語文課堂里的可能性。初二學生需要學習新聞知識與寫作，課本上都是類似《橫渡大江》的選文,“我們小時候學什么，他們就在學什么”，她意識到，首先需要“讓他們迫切地想要學這個東西”。
新聞課上，她將學生的身份設計成一群來報社應征的記者，站在教室中央的謝安達化身報社主編，把他們“誆”進戲劇情境中。“記者們”將以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為主題，撰寫一篇新聞報道。最后的成果展示中，有人采訪了公立學校和雙語學校的學生，感悟其中的壓力與異同；有人探討了當下熱門的“內卷”話題，重新審視教育的意義；有人采訪培訓機構的青少年們，探尋那根“緊縛青少年的繩索”。
江致廣原本是個內向的男孩，六年級剛入學時，寫作和口頭表達都顯吃力，他趁著假期，前往深圳龍華區中心醫院采訪了副主任李醫生。他說自己變得自信了，原來采訪陌生人和演講沒有那么難。到了八年級，在課堂上安安靜靜的他開始主動舉手了。
有時謝安達問起上學年的課本里某些內容，學生只是一臉懵地看著她，但他們對戲劇課記憶猶新，“這個東西我覺得很微妙，就看你怎么去評判它。”正如愛因斯坦曾在演講中說，“教育，就是忘記了在學校所學的一切之后剩下的東西。”
在深圳這所私立學校，學生正在進行辯論賽。（受訪者供圖/圖）
沒有考試壓力的課堂
進入私立學校前，謝安達和馮軍鶴都曾在公立學校教學。2013到2016年，謝安達在云南臨滄一所中學教初中語文，她觀摩當地教師上課，鄉村學校教師“都很負責任，但是他們確實是會有一些信息差，教學非常傳統，相對無趣”。然而，他們應對考試很有技巧，謝安達很努力教學生，成績還是比不上其他老師。
謝安達現在的學生大多打算出國留學，沒有高考壓力。本來兩個課時能講完的《皇帝的新裝》，她分五節課上，將學生帶入不同身份，從更多視角思考問題。換作在公立學校，這樣的教學頗為“奢侈”。
2014年，馮軍鶴在云南大理的青華小學支教，負責全鄉第二名的班級，平均分八十多。他很快發現，這樣的成績是通過大量重復性練習達到的，背誦、默寫、做試卷，在長達四周的考試周里不斷循環。四十多個學生中，三分之一連拼音都不會，超過二分之一寫著連篇累牘的病句，能夠輔導孩子學習的家長只有個位數。
一學期之后，班級的平均分降了七八分，排名落到了第四。馮軍鶴“非常痛苦地感受到，復習時那種重復性對于自己、對于學生的傷害”，他試圖傳遞語文的審美、思維、想象力，但某種懷疑自他的心里升起，“我有權力替他們做選擇，有權力進行有可能失敗的探索嗎？作為山里的孩子，想要走出大山，想要去獲得不一樣的未來，似乎考試是一個最便捷的通道。”
他與謝安達任教的私立學校，師生平均比約為1:6，教育部規定的比率則不高于1:19，但部分地區的中小學早已超過1:30。在這所學校，考試只占一小塊比重，成績評估分為平時作業和期末測試。課余時間，學生忙碌于各種社團與國際競賽，學校也提供了超過90門課后課程。
“我們可能相對有條件和機會能純粹一點。”謝安達坦言，在這所學校除了不用背負高考壓力，學校的客觀條件也很好，學生人數少、教室環境好。
作為幾家上市公司董事的葉敏，每個星期，她收到馮軍鶴的致家長信，都會親自回復。小丹先后在北京和深圳兩所公立名校就讀過，后來發現國際學校“更加寬松的教育環境更適合她”。葉敏對比了幾所私立學校，最終選擇了馮軍鶴所在的這所學校，原因是它注重中文教學，葉敏認為“身份認同”是語文課的重要功能，接受好的語文教育，未來女兒出國了，才能擁有歸屬感。
兩年支教結束后，馮軍鶴曾在北京的互聯網公司短暫工作，后來又回到云南，加入了一所公益組織承辦的學校。學校位于縣城邊上的山區，一學期下來，大部分教師在成績教學方面都沒有達到預期，學校的考試分數依然位于全縣倒數第二。
馮軍鶴設計了一門寫作課程，分不同板塊教怎么寫人物、寫開頭結尾、運用比喻修辭等。結果，只有極個別學生有變化，能有意識地運用修辭，大部分學生的寫作還是得不到整體提升，只能達到考試要求——回答什么叫比喻句，或仿寫一個比喻句。他失望地發現，要在短時間內提高成績，重復性練習是必要的。
如今，馮軍鶴回看當時的困境，有了新的想法。“肯定是有其他方式的，或者說必須把目光放得更長遠一點，不能說這學期我們就保證成績有進步。”
在他的設想里，如果再回到山村，他不會再做一個專職的語文教師，而是專門帶低年段的后進生自由閱讀。在山區學校，老師們往往會放棄這部分孩子，家長也沒有能力幫助他們，“他在小學一二三年級，如果成績靠后，基本上到了后面就都靠后，沒有機會改變自己。我不如去做這方面的實踐和探索”。
學校圖書館關于魯迅的展覽中，展出了馮軍鶴、謝安達兩人所在年級的寫作成果。學生們模仿魯迅的口吻給長媽媽寫了墓志銘。（受訪者供圖/圖）
“保持對于閱讀的熱情，同時信任自己的聲音”
2022年，馮軍鶴從學校辭職，他的講臺轉移到了面向六年級以上學生的網課中。在這個新的實驗場里，自由度更高了，他進一步把電影帶入了語文教學，用《十二怒漢》討論正義何為、《紐倫堡的審判》透視道德的邊界。
在馮軍鶴的網課里，他提出問題，學生在討論區各抒己見，他會根據回答進一步提問或繼續給材料，讓問題朝不同的方向延伸。他不曾給出過標準答案，也不會總結討論的結果。
他有意識地拒絕扮演一個施予知識的角色，他認為教師應當“后退”，給學生更多空間。在家長群里，這樣的做法引起了爭議，有些家長擔心，某些問題靠學生自己揣摩，不一定悟得出。
馮軍鶴回應，“課堂上我自己減少表達，其實是一種態度和選擇。因為我覺得初中生最重要的不是獲得文學閱讀中的知識和明確的技能，而是保持對于閱讀的熱情，同時信任自己的聲音。”
作為曾經的搭檔，謝安達的課堂也以討論居多，拋出問題，讓學生分享、互相激發，“我們希望孩子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
初一下學期的語文教材選取了較多民國作家作品，他們順勢設計了一個民國人物演講單元，讓學生自行搜索、選擇一個感興趣的民國人物，領域不限，要求圍繞這個人物身上的一個問題來研究。
有學生對趙元任特別感興趣，“為什么他一個人能掌握這么多語言？”針對這個問題，學生了解了他的學歷、出身背景、他如何學習語言，最后還分享了對自身語言學習的啟發。
有個女孩六年級時就很喜歡魯迅，她專門閱讀了課本上沒有的《狂人日記》。基于這篇作品，她以魯迅的兒童觀為主題做了演講。
謝安達回想，“他們的東西都很不成熟，都有一些問題，但是你會看到這個過程本身是他自己找到的點。”現在初三的回祖霆覺得，老師更像一個引導者，“你自己產生的觀點和別人單純講述給你、向你輸出的觀點，兩者給你的感受肯定是完全不一樣的”。
曾經，謝安達也是那種單向輸出的老師，40分鐘的課堂要講30分鐘，“因為我們就是這樣被教育過來的，老師在上面講，我們在下面聽”。
“別的能糊弄，學生不能糊弄，因為他們很聰明。你的每一個問題，要是真問題，你是真的想知道學生怎么想，而不是期待他給你想要的那個答案。”謝安達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類似“文章的思想感情是什么”這樣的問題其實是假問題，每個讀者都帶著自身的經驗去閱讀，作為教師，要給學生權利分享真實的感受。
學生正在展示新聞課的成果匯報。謝安達發現，很多時候學生會忘記課本具體的內容，但對戲劇課卻記憶猶新。（受訪者供圖/圖）
相比在云南的課堂，馮軍鶴感覺私立學校兩個班的學生上課發言很放松，無拘無束。一周一兩次的寫作任務，大部分學生樂于完成。一個學生期末分享時說，“老師讓我感受到寫作是表達情緒的一種方式，寫不同種類的作文，能發掘出自己的不同面。”
法國哲學家雅克·朗西埃在著作《無知的教師》中，提出了平等的哲學，教師并不授予具體的知識，而是鼓勵學生運用自己的認知能力，教師只去“驗證”學生是否學會。他還強調“智力解放”的概念，這種解放，是自發地相信所有智力皆為平等，無關資本，無關權力。這讓馮軍鶴對鄉村教育產生了更多希望，“之所以鄉村的孩子成績那么差，不是他們資源不夠，而是他們智力解放的機會少。”
馮軍鶴在河南農村長大，第一本真正的課外書是向語文老師借來的《莫泊桑短篇小說集》。到了初三，學校旁邊開了一家書店，他因成績好，獲得了一張免費借書卡。高中時，每隔一段時間，他都會利用周末到市區的幾家書店，有錢就買上一兩本書，沒錢就在店里讀。馮軍鶴是漯河市高考理科狀元，卻選擇了清華大學新開辦的人文實驗班，轉為文科生。
閱讀讓他在堅如鐵板的時光里，保持了思想的彈性，“如果你在枯燥無用的高中學習中就已經變得僵硬，被銹蝕覆蓋，你的未來一樣很吃力”。
如今，謝安達在課堂上，實實在在看到了閱讀帶來的改變。有一次講到現代詩《全是世界，全是物質》，整首詩排比而下，顯得質直：“我來到街上是詩，水果檔是詩，菜市場是詩……”一個男生站起來說，“這個詩我讀了惡心，這怎么能是詩呢？”謝安達冷靜地對他說，“如果你沒有辦法接受這個詩，你覺得很不舒服的話，現在可以出去冷靜一下，等你冷靜了再進來”。男生出去了，五分鐘之后又進來了，配合地上完接下來的課程。
令謝安達驚奇的是，三天之后，他寫了好幾首詩，拿來給她看，“老師，我愛上寫詩了。”后來閱讀《邊城》，謝安達以為他不會喜歡這部作品，不料他給書打了高分，理由很簡單，雖然他不喜歡愛情故事，這部小說也不是他偏好的類型，但他覺得沈從文寫得特別好，無論是自然風光，抑或人與人之間細微的情感。
“他跟以前不一樣了。他可以接受，這個東西我不喜歡，但是我能給自己時間和機會，靜下心來去讀它，學習它。學完之后，可以很自如地表達，我喜歡的地方在哪里，我不喜歡的地方在哪里。這個東西很重要。”謝安達說，那個曾經會崩潰、大哭的男孩，現在已經變得成熟。
（應采訪對象要求，葉敏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朱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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