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遠舉（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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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北大、清華畢業的人，居然還會相信這些“一眼假”的東西，和親戚群、老鄉群別無二致？
(資料圖)
一位清華應屆碩士生吐槽字節跳動公司的帖子火了。這位清華碩士稱，字節跳動公司只給了23年應屆生2萬的月薪，甚至不如本科，惡意低薪很惡心。然后還上綱上線，給字節扣了很多帽子。
年輕人激烈聲討任何對象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某種程度上，這段聲討文字反映了他缺乏思辨、分析能力。這恰好也是工作中需要的能力，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他為什么“被低薪”。
很多人對他作為名校畢業生卻缺乏思維、分析能力感到失望，不理解。其實，現在類似的現象很多。985、名校、北清的高校群里，有轉發食療養生的、有轉發陰謀論的，有轉發聳人聽聞的謠言的，有轉發批判市場經濟張嘴就來“萬惡的資本家”的。各種粗制濫造，一看就知道的謠言，頻頻出現在各個名校校友群中。
在一個清華的校友群，曾有人問我一個問題：為什么北大、清華畢業的人，居然還會相信這些“一眼假”的東西，和自己的親戚群、老鄉群別無二致？
我說，我能回答你這個問題。
▌知識結構的缺陷
郭德綱曾說過一段相聲：我和火箭專家說，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認為得燒柴，最好是燒煤，煤還得精選煤，水洗煤不行。如果那科學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輸了。
同樣的，如果我告訴一個清華理工科畢業的，40歲的中年男人，我可以用社會經驗去把握電機磁阻參數，催化劑的活化能，他可能覺得，看我一眼就算他輸。
但是，他卻會認為，他不需要學習任何相關知識，在不具備相關知識框架的情況下，僅憑生活經驗，就可以掌握社會運行的原理，并提出自己的見解，就因為他懂電機磁阻參數，懂催化劑的活化能。
人類的理工科知識，經歷了千百年的積累；而人類對于社會運行的知識，也經過了同樣時間的漫長積累，人類才從弱肉強食的原始社會，變得更加文明。雖然，社會科學沒有一定答案，但相關的底層概念，能幫我們搭起一個思維框架，更接近真相，更明晰是非。
自由與安全的矛盾、權利與義務的相輔相成、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區別、無知之幕、功利主義與理想主義、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乃至更具體的，財政幻覺、理性選民的神話、池塘理論、阿羅不可能定理，這些社會科學的概念、知識框架，能幫助我們透過紛繁復雜、厚重灰暗的社會現象，去看到事情的本質與是非。
這是些本該在初高中階段就完成的通識教育。但我敢保證，絕大部分985畢業的人，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些東西。
假設一個清華畢業的人，80后，從農村苦讀考上清華，現在定居北京，年入300萬，有北京戶口，買了學區房，孩子免費上學區里的公立名校。這時管理部門要教育改革，讓流動兒童也來上這所學校，并且和本地人混編在一個班級。他作為家長是什么態度？是歡迎流動孩子一起來上學，還是“我奮斗了三十年，我的孩子免費上好學校這個待遇是我應得的，你們這些窮人不配”？
顯然，在當下，大概率的是后者。
但如果他多多少少懂一些“無知之幕”的分析框架之后，他的看法多多少少會有些改變，會更傾向于前者。
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中，有一個重要的理論：“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所謂無知之幕，指人們在討論一件事時，最理想的方式是假設大家都在一個幕布后，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走出這個幕布后將處于什么樣的角色。或者說，討論一個社會的問題、架構、決策時，你不知道自己會投胎到這個社會的哪個階層。這樣，就會假設自己可能是其他人，將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如果他再懂一點財政知識，知道政府財政的原理，而且，不僅僅是學過，而是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能夠想到這些知識，那么，他就會意識到，公立學校的錢，源于所有納稅人，公立教育的原則應該是公平。
在這些知識背后，則是人類的價值觀。沒有這些知識，自然也沒有這些價值觀，信奉的就是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換句話說，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思維能力與使用思維的能力
人類思想上的惰性，打開了人類被潛移默化的大門。
《思考快與慢》是丹尼爾·卡尼曼寫就的一本經典的心理學巨著。在這本書中，他將人的思考分為兩類：
“系統1”——依賴記憶、經驗的“快思考”。
“系統2”——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慢思考”。
不同的人對于同一件事，會使用不同的思考系統。比如我看到一個社會事件，會使用“系統2”去思考，職業習慣而已。但同一個事件，對于很多人來說，無非是茶余飯后的談資，不會去仔細思考，哪怕他比我聰明很多，他的思考能力也只會用在工作中。
博爾特有能力9秒跑完100米，但他平時走路，喜歡慢慢走，一秒鐘1米；另一個人，雖然他短跑的能力遠不及博爾特，但他平時習慣于小跑著走路，每秒2米。所以，在日常狀態下，后者的速度超過了博爾特。這就是“思維能力”與“使用思維的能力”的區別。
我們什么時候會使用自己的思維能力？
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即惡的平庸性，在意識形態機器下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消除自己的思想，無條件服從下達的命令，放棄個人價值判斷。但我覺得，平庸之惡不一定會出現在一個看守柏林墻的警衛身上，因為他們所處的崗位，讓他們在職業上接受日常沖擊，他們不會在工作這方面毫無思考。
但作為一個清華大學畢業生，工作繁忙，群里、社交媒體上、飯局上聊幾句“閑事”，不會“費力”按照相關的知識、邏輯框架來分析事實，得到正確的結論——雖然他們有這個能力。而更多的時候，由于缺乏前述的知識框架，他們未必有這個能力。
所以，哪怕是名校畢業，哪怕具有更高的思維能力，但實際上，一般情況下，面對社會事務，他們往往采用從眾的、“快的”方式去思考。他們所謂的“自己的觀點”，只是根據一個關鍵詞，在腦海中尋找最接近、最熟悉的詞句來組成自己的觀點——也就是自己日常最頻繁聽到的那些東西。
這些腦海中的東西，決定他喜歡聽到和看到什么，無數人的偏好匯集起來，就是流量密碼。市場自然會向他們提供這個東西，而那些理性的聲音則因為“不符合偏好”“不被關注”被拋棄。于是，那些謬誤的信息就成為一個繭房，牢牢地包裹住他們。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不僅缺乏知識，甚至也缺乏事實。他們獲得的是建立在虛假事實之上的謬誤觀念，然后，他們誤以為這是自己所想。
這正是這位清華畢業生圍繞“批判資本”來建立自己的觀點的原因。他覺得這是自己的思考，但其實只是人云亦云，鸚鵡學舌而已。其中的邏輯不堪一擊，也不存在對社會和市場運行基礎的知識。我沒有看到他“使用自己的思維”。
說個題外話，這正是小鎮做題家的本質：自己學的東西，只能用在做題中，在現實中卻無法“使用”這些知識，去創造性地應用。他們能熟練地解題，但并不相信自己所學的可以應用于現實，在現實中，放棄了自己的知識。一個醫科生在統計與檢驗考試中能獲得100分，但在現實中，仍然會相信無法通過雙盲實驗三期臨床的中成藥是有效的。
回到正題上來，正因為缺乏相關知識框架，又“不使用思維能力”，名校畢業的學生，因為社會和他們自己都相信這些是“更有學識的人”，更不愿意接受與自己已有知識框架不符的思維和認知，不愿承認自己的缺陷，反而最容易被流行的謬誤所俘獲。
這就形成一個現象：隨著一個名校畢業生對社會新聞關注度的提升，他的謬誤觀念會變得更多；只有當他翻越一個門檻，用更多的時間去關注相關的信息、知識，更全面地獲得信息、知識、觀點的時候，他的認知謬誤才會逐漸減少。但遺憾的是，大多數人都沒有那么多時間，不足以翻越這個門檻，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沒有時間看一眼頭頂的星空。
很多時候，受教育更少的人，反而能以直覺、常識、以及人類普遍的同情心去把握是非對錯。他搞不懂北約華約、泛斯拉夫主義、地緣政治，他只需要懂“先去打人家干嘛？那些難民小孩好慘哦。”
當然，這是一個社交媒體時代的普遍現象。
國外的民眾，比如那些所謂的紅脖子，其實也沒有多少理解力，也不會使用自己的思維。他們反對疫苗，反對戴口罩，并非有充分的科學依據，有自己全面的分析，更多的也只是出于從小被教導的理念，諸如要自由、保持個人獨立，不信任政府。在疫情來臨的時候，從科學角度，這當然是愚昧的，但從長期、整體角度看，這提供了一個更多元的、不那么容易形成信息繭房的環境。
名校畢業的學生，將來都是社會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社會發展的走向，當他們對社會的理解充滿偏見與謬誤的時候，社會就會像一架失控的馬車。要避免這個風險，這些精英應該建立起解讀社會問題的基本知識框架，更積極地“使用自己的思維能力”，同時，社會也要向他們提供更多理性的觀點與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