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3月7日上海代表團的全體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評估咨詢集團董事長樊蕓在證監會主席易會滿面前表示，要“管管割韭菜的趙薇們”。據報道，證監會的工作人員在會后通過上海代表團聯系到了樊蕓，希望獲得她審議發言的書面文本，并表示將會對這些建議認真研究。

實際上，卷入“割韭菜”風波的明星不僅有趙薇，還有黃曉明。

曾幫助股民起訴祥源文化的浙江裕豐律師事務所律師厲健向新京報記者表示，提高資本市場違法違規成本是系統工程，需要立法、司法、行政部門齊發力才能逐步完成，目前突出的短板是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太薄弱，急需修訂相關法律、出臺司法解釋、加大司法裁判力度，“相對于總量超過一億戶的證券投資者而言，能夠依法起訴索賠維權的人數還是太少了，而明星的違法成本又實在太低了。”

龍薇傳媒擬收購祥源文化杠桿高達50倍

樊蕓所說的“割韭菜的趙薇們”，正是源于趙薇參與的有關祥源文化(原名“萬家文化”)的一場收購鬧劇。

2016年底，祥源文化公告，龍薇傳媒擬以30.6億元收購萬家文化29.14%的股份。

2016年12月29日，祥源文化收到上交所關于萬家股份權益變動相關事宜的問詢函;2017年1月12日祥源文化回復問詢函，披露了龍薇傳媒30.6億收購公司資金的來源中30億為借款。

具體來看，當時這場收購需要30.6億元，全部為自籌資金，其中股東自有資金借款6000萬元，未收取利息等資金成本;第三方自有資金借款15億元，籌資成本為年化利率10%;擬向金融機構股票質押融資14.99億元，正在金融機構審批流程中，融資年利率遵守市場化原則，預計6%左右。

這也就意味著，龍薇傳媒擬收購祥源文化杠桿高達50倍。

就在祥源文化回復問詢函的一個多月后，2017年2月28日，祥源文化披露公司因涉嫌違反證券法律法規而被證監會立案稽查;4月1日，祥源文化發布了控股股東簽署解除協議的公告。

而在2017年11月9日，祥源文化發布公司及相關當事人收到證監會行政處罰的相關公告。公告顯示，因龍薇傳媒通過萬家文化的公告披露的信息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及重大遺漏，孔德永、趙薇和黃有龍被采取市場禁入5年，并被處以罰款和警告。

證監會稱，龍薇傳媒在自身境內資金準備不足，相關金融機構融資尚待審批，存在極大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以空殼公司收購上市公司，且貿然予以公告，對市場和投資者產生嚴重誤導。

2018年4月16日，證監會宣布駁回趙薇夫婦、龍薇傳媒、萬家文化及相關當事人的申辯，開出最終罰單。

實際上，A股不僅僅只有這一個與“割韭菜”相關的明星案例。黃曉明也曾卷入“疑似操控股價”風波。

2018年8月10日，證監會發布了一則罰單，并通報稱，涉案人高勇利用20億資金，在2015年1月12日至7月22日，集中資金優勢，以連續交易、大額封漲停的方式，操縱“精華制藥”股價非法獲利8.97億元。

按照證監會披露的信息，高勇為北京護城河投資發展中心(以下簡稱護城河投資)合伙人，其實際控制好雨7-高勇、好雨7-路某(為華寶信托有限責任公司“時節好雨”7號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的子賬戶)，黃某明等16個證券賬戶(簡稱高勇賬戶組)從事涉案交易。

有媒體報道稱，高勇股票操縱案中的自然人賬戶之一“黃某明”為明星黃曉明名下賬戶。去年8月15日，黃曉明發布聲明稱，本次事件確實是因自己理財不謹慎所導致，不過并不存在“操控”精華制藥一說。

此外，黃曉明委托路某進行理財的賬戶還曾投資“黃海機械”，隨后退出，而黃海機械2015年被借殼后，2016年改名為長生生物，這也導致市場上傳言黃曉明“組團操控長生生物”，隨后被黃曉明辟謠。

到去年8月17日，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常德鵬稱，高勇操縱精華制藥案的情況，證監會已經對外發布，“黃曉明未被列為本案違法行為當事人”，此事才告一段落。

律師：提高資本市場違法違規成本是系統工程

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被“割韭菜”的股民維權之路十分艱難，操控股價的明星受到的懲罰力度與潛在收益相比卻并不算高。

趙薇夫婦及背后公司被證監會處罰一事告一段落，而祥源文化、龍薇傳媒被中小股民告上法庭要求賠償才剛剛開始。

今年1月18日，祥源文化發布公告稱，公司收到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發來的17份《民事判決書》及相關法律文書。杭州中院對17名原告起訴祥源文化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一案作出一審裁決，判決被告賠償原告合計人民幣48.8萬元人民幣。

曾幫助股民起訴祥源文化的浙江裕豐律師事務所律師厲健分析稱，樊蕓代表呼吁“管管割韭菜的趙薇們”，確實道出了廣大股民的心聲。“資本市場違法成本低導致股市妖風四起，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在我看來，如何破解難題是關鍵”。

厲健建議，一方面，證券監管部門要用足、用好現有的證券法規，從嚴監管，法院要在證券民事賠償領域依法支持投資者索賠訴求，讓違法者賠得傾家蕩產，如果構成證券犯罪的，讓被告人牢底坐穿，加大司法懲戒威懾力。另一方面，立法機關要及時修訂《證券法》《刑法》《公司法》的相關條款，從制度設計層面，進一步提高證券違法、違規成本，推進證券市場法治化進程。

“提高資本市場違法違規成本是系統工程，需要立法、司法、行政部門齊發力才能逐步完成”，厲健稱，目前我國法律方面突出的短板是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太薄弱，急需修訂相關法律、出臺司法解釋、加大司法裁判力度，例如，操縱證券市場無論獲利多少、情節有多嚴重，至今沒有一例投資者勝訴獲賠，而內幕交易民事賠償也只有光大證券投資者獲賠，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最多只判5年有期徒刑，而內幕交易罪最多只判10年有期徒刑，相比可能獲得的巨額收益，違法成本實在太低了。

此外，據不完全統計，自2003年至今，全國有4萬-5萬名投資者以證券虛假陳述為由起訴上市公司索賠，涉及被告上市公司約200余家，索賠總金額超過50億元。“但是，相對于總量超過一億戶的證券投資者而言，能夠依法起訴索賠維權的人數還是太少了，而明星的違法成本又實在太低了。”厲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