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副行長、行長相繼變動后，12月17日，浙商銀行高管層今年再次發生震動。一份名為《關于張長弓職務解聘的通知》的浙商銀行文件顯示，副行長張長弓向董事會提出辭職，并獲得解聘回復。

浙商銀行相關負責人就此事回復中國網財經記者，稱“張長弓同志還在我行工作，本次職務的變動是正常的人事安排，既考慮了工作需要，也考慮了他本人的意愿。如有進一步變化，我們會按要求進行批露。”

值得注意的是，浙商銀行高管層頻繁發生變動的同時，12月7日晚間，銀保監會一次性披露10張涉及1.563億元處罰金的罰單中，浙商銀行因七項理財違規行為被罰5550萬元，成為本次金額最大罰單，同時也是浙商銀行近三年來首次因理財違規被罰，且罰款金額超近三年處罰金額之和。

副行長人數減至四名 高管層經歷大震蕩

今年以來，浙商銀行高管層可謂經歷了一場大震蕩，受到市場的廣泛關注。3月，原副行長葉建清赴任溫州銀行任董事長;4月，原行長劉曉春離任，由原副行長徐仁艷擔任行長，目前尚未發現劉曉春有新的工作安排。

徐仁艷出生于1965年，屬于浙商銀行的元老級人員，自2004年5月浙商銀行開業之初，就加入該行，其后曾任該行黨委委員、董事、副行長及其附屬公司浙江浙銀金融租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執行董事等職務。在此之前，徐仁艷曾先后任職于中國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中國人民銀行浙江省分行。

如今，距劉曉春離職僅半年多，浙商銀行又迎來原副行長張長弓的離任。公開資料顯示，1965年出生的張長弓，銀行業履職經驗頗為豐富，曾任安徽省蚌埠市外經貿委副科長、科長，招商銀行深圳管理部人事部經理，長城證券人事部副總經理，此后在興業銀行工作多年，歷任興業銀行深圳分行副行長、廣東分行行長、南京分行行長、零售副總裁兼私人銀行部總經理等多個崗位;赴任浙商銀行之前，任職興業銀行杭州分行行長。2015年4月正式履職成為浙商銀行副行長，負責資本市場部、金融同業部、金融市場部、資產管理部等四個浙商銀行最核心、最重要的利潤部門，被認為是該行排名第一的副行長，是劉曉春加入浙商銀行后招入的高管。

從相關數據可以看出，張長弓與時任行長劉曉春的搭檔，浙商銀行實現了一路狂奔，資產規模迅速擴大，尤其是2016年、2017年逆勢猛增長，同一時期，該行流向信托、資管計劃的金額分別為5200億和3439億元，分別占該行當年應收款項類投資凈額的96.8%和99%。

隨著張長弓的離任，12月18日，記者在浙商銀行官網看到，目前浙商銀行管理層架構已調整為：1位行長徐仁艷、4位副行長(徐蔓萱、吳建偉、劉龍、張榮森)，以及兩位行長助理，分別是劉貴山(還兼任首席風險官)和陳海強。值得一提的是，自徐仁艷上任行長職位以來，浙商銀行副行長人數已由8名減少至4名。

迎發展史上最大罰單 回歸A股或受阻

除了高管層的頻繁變動，今年浙商銀行還收到了其發展史上的最大罰單。今年4月正式出臺的資管新規明確要求，金融機構開展資產管理業務時不得承諾保本保收益;出現兌付困難時，金融機構不得以任何形式墊資兌付。這標志著銀行理財產品進入打破剛兌、告別保本的新階段。

新規落地已大半年，絕大部分銀行都遵照執行，但也有個別銀行踩了紅線。12月7日晚間，銀保監會一次性披露10張罰單，涉及浙商銀行、渤海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等6家銀行，以及2名相關責任人，合計處罰1.563億元。其中，浙商銀行因七項理財違規行為被罰5550萬元，成為本次金額最大罰單，同時其也是浙商銀行近三年以來首次因理財違規被罰，罰款金額超近三年處罰金額之和。

銀保監會公布的處罰信息顯示，浙商銀行涉及的七項理財違規行為包括：一、投資同業理財產品未盡職審查;二、為客戶繳交土地出讓金提供理財資金融資;三、投資非保本理財產品違規接受回購承諾;四、理財產品銷售文本使用誤導性語言;五、個人理財資金違規投資;六、理財產品相互交易，業務風險隔離不到位;七為非保本理財產品提供保本承諾。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浙商銀行正處于A股IPO審核進程中。而此次銀保監會的“大額罰單”及頻繁高管層變動或將對在A股IPO排隊銀行中資質領先的浙商銀行產生不利影響。

《中國銀監會行政處罰辦法(2015年修訂)》中第六十七條涉及對“重大行政處罰”判定，其中包括“對銀行業金融機構和其他單位作出較大數額的罰款。包括：銀監會作出的500萬元以上罰款”。

浙商銀行是中國12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之一，前身為“浙江商業銀行”，是一家于1993年在浙江省寧波市成立的中外合資銀行。2004年6月30日，經中國銀監會批準，重組、更名、遷址，改制為現在的浙商銀行，并于2004年8月18日正式開業。2016年3月，浙商銀行在H股正式掛牌上市。

與眾多H股上市銀行一樣，近兩年來浙商銀行一直在謀求回歸A股，2018年則是浙商銀行回歸A股的關鍵年。2017年11月，浙商銀行在中國證監會網站披露招股說明書，宣布計劃發行不超過44.9億股A股股票并于上交所上市。

相關業內人士指出，在最近36個月內受到過行政處罰的擬IPO公司并非完全喪失上市可能性，只要行政處罰不構成“重大違法違規”，且經過中介機構合理解釋已經消除影響，則不會構成上市的實質性障礙。如果構成“重大違法違規”，可以進行等待，直至報告期內不再存在“重大違法違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