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藝術探索到產業改革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春潮，從1977年開始，在“文革”中遭遇重創的中國電影也進入了復興年代。上世紀70年代，走出十年動亂創痛的電影人們用電影展示傷痕、用光影反思歷史;上世紀80年代，新銳電影人們在作品中反思傳統文化，同時在電影語言上進行大膽創新;上世紀90年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步入轉型期，市場的鑼鼓聲愈發響亮，中國電影業完成了全球化背景下的艱難蛻變;自2002年起，在政府的推動下，中國電影全面啟動產業化改革，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電影產業鏈的逐漸完善、各種類型電影制作經驗的日益豐富，中國電影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電影的生產力、創造力得到了巨大的解放。在此時代背景下，中國電影市場從2001年僅收獲10億元票房，飛速發展至2017年創造高達559億元票房，并一舉躍升為僅次于北美地區的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

《湄公河行動》《戰狼2》《紅海行動》等“新主流電影”更深層次的成功來自于對主流價值觀在個體與國家關系層面的創新闡釋

改革開放40年來，無論是以謝晉、謝鐵驪等為代表的“第三代”導演創作的《天云山傳奇》《芙蓉鎮》《今夜星光燦爛》，還是以謝飛、吳貽弓、黃蜀芹等為代表的“第四代”導演創作的《香魂女》《城南舊事》《人·鬼·情》;無論是以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等為代表的“第五代”導演創作的《黃土地》《紅高粱》《霸王別姬》，還是賈樟柯、王小帥、寧浩等新生代導演創作的《三峽好人》《青紅》《瘋狂的石頭》，均以積極探索創新的精神，分別從自身的人生經歷和對電影的認識理解出發，表達了創作者對歷史、社會與人生的理解與體驗，呈現出獨到的美學風格和藝術追求。這些創作者及其作品不僅為國內觀眾提供了優秀的精神文化作品，同時也向海外觀眾展示了中國電影的藝術特色與文化內涵。

在11月7日于廣東佛山舉辦的第27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中國電影高峰論壇上，數十位來自全國各地的電影業界專家、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梳理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電影的歷史脈絡，探討、分析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電影的成功經驗與存在問題，希望借此深入總結40年來中國電影事業的文化意義及產業價值，熱情展望新時代中國電影的發展趨勢與未來走向。

在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陸紹陽看來，引進大片、建設影院、拍攝類型片和降低拍攝門檻，是中國電影能在改革開放后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后步入快行軌道的核心推動力。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電影市場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觀眾流失嚴重，國產片數量寥寥，可以說是“無片可放，無人想看，無人要干”。“從1994年起，《亡命天涯》等美國大片進入中國電影市場后，對觀眾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重新將觀眾吸引進影院。”陸紹陽表示。2002年時，全國影院數量為1024家，銀幕數量僅1845塊，為了適應日益增長的影片放映，電影投資商與房地產商、購物中心合作，把影院的地址設置在繁華商業區，政府也采取新建影院補貼的方式，鼓勵新建影院。“目前中國已經有超過5萬塊銀幕，成為全球銀幕數最多的國家，并且擁有世界一流的放映設備。”陸紹陽說。

為了應對美國大片的競爭，中國電影創作者在拍攝本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電影的過程中，較多地借鑒、使用了好萊塢類型片的制作模式。“中國電影在與好萊塢大片的競爭過程中，快速提升了自身的藝術水準和工業水平。”陸紹陽表示。此外，在1995年以前，只有在冊的16家國有制片廠才有電影攝制權，每家制片單位每年拍攝的影片數量也有指標限制，由主管部門下達“配額”。直到2002年，國務院頒布新修訂的《電影管理條例》，明確鼓勵各企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組織以資助、投資的形式參與攝制電影，有效降低了電影攝制準入門檻。“中國從原來每年僅拍攝幾十部電影，到如今有上千個投資主體介入產業當中，電影年產量近800部，電影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解放。”陸紹陽說。

從主旋律電影到“新主流電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電影事業取得了諸多成就，在這之中，主旋律電影的創作與生產成就尤為突出。上海大學教授陳犀禾認為，40年來，主旋律電影在建構國家形象、弘揚正能量、凝聚人心方面作用巨大。“例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誕生的《開國大典》《大決戰》《大轉折》等一批具有史詩特質的主旋律電影，通過敘事對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進行區分，幫助觀眾進一步了解到中國共產黨如何取得勝利、反動勢力怎樣走向失敗的歷史事實。創作者將黨的歷史、革命歷史進行影像化處理，建構了黨的形象、人民軍隊的形象、工農兵群眾的形象，讓觀眾對國家、民族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感。 ”

與此同時，近年來又有一批主旋律電影吸收了愛情、懸疑、動作等類型片的元素，一改大眾對主旋律電影的陳舊印象。“無論《建國大業》《建黨偉業》《風聲》，還是《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這些作品在借鑒商業電影類型元素的基礎上，也很好地行使了主旋律電影傳播意識形態的基本功能。”陳犀禾舉例，《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建軍大業》三部曲以明星商業策略吸引年輕觀眾，在勾連起革命歷史事件與時代背景內在聯系的同時，論證了中國共產黨建黨、建軍、建國是合乎邏輯的歷史進程;而《智取威虎山》《鐵道飛虎》等影片則對紅色經典文本進行了現代闡釋，并將現代青年的父輩記憶與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程串聯起來。“這些影片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意識形態、國家話語與商業類型之間的縫隙，使當代觀眾重新認識與回顧革命歷史，對國家形象的建構具有積極意義。 ”

清華大學副教授梁君健進一步將《中國合伙人》《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戰狼2 》《紅海行動》等一系列取得市場與口碑雙豐收的主旋律影片定義為“新主流電影”，認為這類影片的發展與成熟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電影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新主流電影’一方面能夠取得市場佳績與良好口碑，另一方面也體現了鮮明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等主流精神與正能量。口碑、票房、主流意志，通過這些作品達成了相對的一致性，這也讓‘新主流電影’在市場化的條件下，獲得了真正成功的實踐性成果。 ”

梁君健總結，“新主流電影”的特點主要包括6個關鍵詞：“正劇題材”“精良制作”“低起點人物”“個體視角”“國族情懷”與“認同想象”。“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系，是主旋律電影需要處理的主要問題。除了嚴格執行類型規則之外，《湄公河行動》《戰狼2 》《紅海行動》等‘新主流電影’更深層次的成功都來自于對主流價值觀在個體與國家關系層面的創新闡釋，尤其是實現了從‘人人愛國家’到‘國家愛人人’的陳述方式轉變。”梁君健解釋，這些影片中角色的英雄行為代表的不僅僅是抽象的國家，更是這個國家中具體的公民。“觀眾從這些英雄的身上感受到了國家的力量，影片的英雄主義與愛國主義成功地得以重新整合。 ”

從規模擴張到核心競爭力提升

在充分肯定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電影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的同時，專家們也指出了當下中國電影產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相關的意見與建議。陸紹陽通過回望新世紀以來中國電影的發展路徑，認為其實際上建立在這樣一個邏輯基礎上，即先把市場做大，再解決其他問題，陸紹陽稱之為“做大蛋糕論” 。“很多業內人士認為，只要市場做大了，就會有更多的投資人覺得這個行業有前景，資本自然就會跟進;與此同時，只要市場足夠大，電影多樣化的局面就會自然而然地形成，小成本電影的放映空間、藝術院線的建立等多年來未能解決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

但事實上，中國如今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但為何電影的多樣化以及創作的高峰并沒有隨著市場的繁榮而出現?陸紹陽坦言，如果中國電影依舊照此路徑前行，可以預見其面貌不會有本質的改觀。“原因有二：其一，資本的逐利本性不會改變;其二，一旦觀眾養成了某種口味，短時期內就很難改變。”陸紹陽認為，這種完全寄希望于市場調節的發展路徑，其實是需要反思的，“一味被市場牽著鼻子走，有可能會帶來不可逆轉的后果，導致文化產品越來越單一、觀眾品位逐漸降低、創作者的創新動力愈發匱乏。”在陸紹陽看來，中國電影的高增長階段已經過去，今后將迎來中速增長時期，這就需要中國電影及時轉變發展方式，從規模的擴張轉到核心競爭力的提升上來。“未來，我們要從追求數量轉變為以質量提升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要從單純管理思維轉變為提升現代化治理能力，要從傳統工藝轉變為向現代工業邁進，要從單純對技術的追求轉變為對人文的培育。”

在快步邁向全球最大電影市場的過程中，中國電影產業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就發展的意義而言，中國電影能否走出當前困境，真正實現產業化、真正走向全球市場，取決于兩個條件：一是中國電影創作者能不能聯手抵制唯票房主義和唯市場主義，做到精益求精，充分釋放藝術創造力和想象力;二是中國電影人能否根據電影全球語境的發展和變化與時俱進，毅然決然地拋棄單維的選擇，調整自己的規則、破除概念的迷局，自做工夫，奔向自由自在創造的藝術世界。”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所所長丁亞平如是說。(李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