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市場上出現的一些棋牌類App,其隱蔽性和特殊性給監管帶來了多重挑戰。為了進一步了解棋牌類App所涉及的法律問題，記者采訪了業內專家。

亞太網絡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德良向記者分析了當下棋牌類游戲與賭博行為的關系。

“棋牌類App賭博是以游戲的形式實施賭博，游戲只是表面的形式，其背后的目的是賭博。”劉德良告訴記者，“游戲是為了娛樂，賭博則是圍繞經濟上的輸贏，其根本屬性是盈利，兩者的目的不一樣。法律會‘脫去游戲的外衣’,辨別其是否具有獲利的目的。無論是以棋牌游戲、社交游戲還是以其他的形式，如果其目的是為了獲得經濟利益，那么便屬于網絡游戲當中的賭博行為。”

在此類行為中，玩家充值到棋牌類App的游戲幣性質值得推敲。早在2016年年底，原文化部便出臺了《文化部關于規范網絡游戲運營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工作的通知》，明確規定網絡游戲運營企業不得向用戶提供網絡游戲虛擬貨幣兌換法定貨幣或者實物的服務，不得向用戶提供虛擬道具兌換法定貨幣的服務。

“游戲幣作為網絡游戲中使用服務、購買服務的一種符號，只能在游戲提供商的服務范圍內使用，不能充當貨幣，只能買，不能賣。”劉德良解釋說。

記者此前了解到，棋牌類App目前大多使用“房卡模式”，玩家通過第三方平臺收發紅包或轉賬來收取賭資，繞過棋牌類App平臺，游走于灰色地帶。

對此，劉德良認為，“判斷某種游戲是否構成賭博，不應被外形所迷惑，關鍵還是在于辨別其獲利的本質，需要綜合考慮賭資的大小、游戲持續的時間和參與的主體三方面的因素”。

從線下到線上，賭博的形式紛繁復雜，不同于現實生活中的賭博，網絡游戲賭博往往從一個游戲開始，或以游戲的形式進行，從而規避監管。在劉德良看來，網絡游戲中的賭博行為具有特殊性，執法者很難發現涉賭行為。

“現實中的賭博是大家聚在一起，因此很容易被別人發現，有的人可以舉報。但是對于游戲當中的賭博，玩家是分散在各個地方在線進行的，對賭注和賭資的監控都比較困難，給監管機關帶來了挑戰。所以必須是親自參與的人揭發或者有人舉報，主管部門才能監管。”劉德良說。

監管的困難還不止于此。隨著近年來棋牌類App的盛行，一些技術公司開始開發各種各樣的游戲平臺和程序，為棋牌類App的賭博行為推波助瀾。

“法律一般不會針對某個技術的開發進行監管，因為技術本身既可以用于合法的目的，也可以用于非法的目的。”劉德良說，“除非App開發設計者明知道技術是用于賭博，或是有證據證明他們為賭莊的老板開發軟件，這種情況會被視為聯合實施賭博行為，否則在法律上很難去判別其違法性。”

在棋牌類App涉賭的產業利益鏈中，“代理返利”等推廣方式亦占據了重要地位。

劉德良認為，游戲推廣就是廣告宣傳，“代理返利”的行為是否違法需要根據游戲本身是否涉嫌賭博、具體的推廣方式是否被法律所禁止來判斷，比如需要判斷代理行為是否符合法律上關于傳銷的界定。

據了解，根據《禁止傳銷條例》的規定，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對發展的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滾動發展的人員數量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包括物質獎勵和其他經濟利益)，牟取非法利益的，屬于傳銷行為。

“再比如發布色情廣告推廣棋牌類App,這種推廣行為本身就是違法的。”劉德良說，未來應當建立一種舉報獎勵機制，鼓勵玩家或社會公眾舉報涉賭的網絡游戲，使監管機構更有針對性地實施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