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潤喬（自由撰稿人）全文4300余字，閱讀約需9分鐘
國家統計局、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人口基金共同發布的《2020年中國兒童人口狀況：事實與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流動兒童規模為7109萬人，流動兒童占全部兒童比例為23.9%，平均每4名兒童中，就有1名是流動兒童。在流動兒童背后，往往站著一個辛苦的流動母親。
(資料圖片)
2020年是李易北漂的第12年，作為一位媽媽，她需要做一個決定。
她有兩個兒子，老大即將升入初中，老二念小學。由于未能取得戶籍的考生無法在北京高考，兩個孩子要么回到福建老家，一邊“留守”一邊準備高考，要么遷居到另一座城市。
考慮到高考競爭激烈，李易最終選擇在臨近北京的天津買房落戶。
來到天津市武清區，是她人生中的第三次遷居，社交圈子都被清空，一個人也不認識。在這里，她又一次成為“流動社區”里孤獨的一分子。她延續了自己在北京的工作——兒童社工，向社區申請運營“兒童之家”，將其作為免費開放的生活館。
她希望，在陌生的社區之中，能夠有一間屋子供孩子和媽媽們玩耍、傾訴、彼此熟識。由此，一座座孤島才能開始連接。
▌那些沒人管的孩子
像是打仗似的，天津武清區的陪讀媽媽們每天都圍著孩子忙。李易也是其中一員。
早上八點，她騎著一輛電動三輪車送大兒子上學；
九點到十一點半，開生活館；
中午回家給兩個孩子做飯，午休；
下午兩點到四點半，繼續開生活館；
四點半，騎上車把孩子接回家。
李易身穿運動半袖、平底鞋，短發齊齊地別在耳朵后面。
她是公益組織“常青藤”的兒童社工，也是一位陪讀媽媽。開生活館，是李易親手改變本地環境的一次實踐。通常，館內上午會有老人帶著3歲以下的小孩玩樂高，下午有本地的陪讀媽媽來上國畫課，開讀書會。暑假開始的時候，媽媽們要帶著孩子回老家玩，社區會一下子變得空曠。
▲?下午，生活館提供免費的國畫課，參與者多為流動媽媽
從武清到北京只需要二十幾分鐘高鐵，不少人在這里買房，在北京工作，雙城通勤。
這里離鄉村只有幾公里，挨著城區邊上，一眼望去都是農田。剛到的時候，李易的兩個孩子像撒歡一樣興奮：“北京可沒有這么大的場地去跑。”可是時間久了，他們發現“除了這個啥也沒有”。疫情三年，由于沒有朋友，沒有伙伴，兩個孩子待在家里成了電視兒童。
兩年前，李易一邊帶孩子一邊調研社區里的教育環境。這里的青少年整體給人一種“不好管”的印象。李易從手機里調出一張圖片，是她早上八九點在附近農貿市場拍的。畫面里，一個十來歲的小男孩坐在攤位中間，專注地玩手機。她問：“怎么沒去上學？”對方簡短地應了一句，就什么也不說了。
來武清定居的居民，有三種目的：上學、打工、住回遷房。打工者在附近的農貿市場、美團配送站點和工廠上班。這里人雜，晚上貨車不少從這里開過，車牌一眼望上去，都是不同省份。飯店不少，每個商品房小區都配有幼兒園，但沒有其他文化娛樂設施。
生活館所在的社區居委會主任何姐介紹，武清不算低收入社區，但家長不重視教育，更不愿意投資給早教。平時，小區有一個小廣場，孩子們在這里跑來跑去，就算是嬉戲了。嬉戲過后，留下一片垃圾，都是零食包裝袋。
居委會門前，是地下車庫，玻璃是透明的，三四次都被孩子砸破。抓到以后，家長賠錢，下次孩子繼續砸。
一位從燕郊搬到武清的媽媽說：“前天晚上十點多，我帶著兒子回家，看見有的孩子穿著初中校服，‘呼呼’地騎電瓶車，那個車一看就改裝過，騎著騎著還把前輪抬起來。”
坐在她旁邊的另一位媽媽補充：“初中門口那塊經常停著兩輛摩托車，有幾個男孩女孩聚在那里吸煙。”
另一位在生活館做志愿者的媽媽說，自家的自行車本在車棚放置，有幾次，三個孩子將自行車原地抬起，搬到了另一樓道。從監控視頻看，一個高高壯壯的女孩帶著兩位個頭較小的孩子。被居委會發現以后，女孩的父親當眾打了孩子兩巴掌。
這些都讓李易相信，這里的人，需要一個讓孩子們玩耍和受管教的公共空間。
另一位生活館館長方靜，也從孩子身上看到了開館的必要。在北京西城區官園一帶，不少流動家庭住在集體宿舍里。方靜說，到館里玩的多是男生，父母在附近做流動攤販，95%的孩子成績屬于中等以下，性格頑皮，喜歡在館里辦活動的時候搗亂。
這些男生，對“老師”這一角色嗤之以鼻，或許是因為在學校里受夠了老師的批評。一開始，男生們總會戲謔地叫方姐“方老師”，方姐說，叫什么都行，甚至可以同輩相稱，相互叫“大哥”。因此，方姐得名“方老大”。
孩子們的需求體現在放學之后。除了平房里的家，這些男孩沒有其他地方可去，甚至不想回家。方靜記得，有的孩子，在家里被父母打，也不敢讓老師看身上的傷；有的孩子自虐自殘；有的孩子，放學回來把書包隨處一扔就開始大喊大叫，算是發泄。方靜需要首先教他們一些日常生活技能，包括洗手、喝水、脫鞋、收拾屋子。
▌“這地方的很多女性挺不容易的”
促使李姐開館的原因，除了孩子“不好管”，還有另一種需求，來自帶孩子的媽媽。
幾個月前，李姐在街上看到一位女性身穿美團制服送外賣，后座上帶著兩個孩子。其中一個孩子下車以后，另一個孩子似乎是圖新鮮，要站到電動車前部。于是，這位媽媽一只手扶著孩子、一只手扶著車把繼續前行。這幅畫面，讓李姐一下子想起自己一個人帶孩子的日子，“這地方的很多女性挺不容易的”。
在武清生活館內，一位從北京搬到天津的媽媽劉麗辦了一個讀書會，正在共讀《非暴力溝通》。十來位陪孩子到此讀書的媽媽每人輪流讀一頁，討論如何用“非暴力溝通法則”解決生活里的摩擦。
有人不知道，當孩子的父親大半夜醉醺醺地回家，怎么應對；有人說，讓孩子寫作業而孩子想玩，晚上讓孩子洗漱睡覺而孩子想看書，如何避免和孩子吵架？讀書會里的媽媽們感慨，當自己開始內省時，好像突然就不會說話了。
這些媽媽們，都有著相似的人生軌跡：年輕的時候和丈夫外出打工，生子后獨自帶娃，最終為了孩子搬到天津，清空人生坐標，再次成為“流動媽媽”。讀書會里，最早來到社區的一位流動媽媽是王倩。在她結識的媽媽里，父親無一例外“都賺錢去了”，常有人提到，孩子不服從管教，迷上了打游戲。
主持人劉麗，每周特地從10公里之外的城區到武清開讀書會。她性格靦腆，話少，喜歡反思。她在小區里散步的時候，和媽媽們交流過彼此的難處，大家多有怨言——人生地不熟，幸福感和歸屬感減少，焦慮，甚至抑郁。按照非暴力溝通法則，劉麗試著“跳出矛盾本身，感受沖突的本源”，為自己的難處尋一個答案。她發現，自己此前“關注點都在孩子或者愛人身上，自己內心深處的情感忽略或者沒有”。
國家統計局、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人口基金共同發布的《2020年中國兒童人口狀況：事實與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流動兒童規模為7109萬人，流動兒童占全部兒童比例為23.9%，平均每4名兒童中，就有1名是流動兒童。在流動兒童背后，往往站著一個辛苦的流動母親。
在他鄉獨自帶孩子的感受，像在一座孤島之上。方靜說，孤島就是：“孤立的，沒有工作，拖著一個孩子或者兩個孩子，成就感和存在感特別弱。”
孤獨感被打破的時刻，也是在真實交流中發生的。2013年，方靜在北京運營一家民宿，獨自帶學齡前的女兒，也開始接觸公益，擔任北京西城區官園社區生活館的館長。沒認識其他流動媽媽時，她認為自己的幸福指數很低。她說，舉目望去，親戚家人都不在身邊，而朋友都是在生意往來中交到的，都是“交易關系”，不輕易說心里話。
館內交流時，流動媽媽們在一開始總是試探的，誰也不愿意告訴別人自己暫時沒有工作。直到聊深入了，心扉也敞開了，有人提到自家的孩子有先天性疾病、治病花了多少錢、家里最近的經濟問題不小……有人回應：我們家的孩子跟你們家的差不多大，有幾件衣服沒怎么穿，你要是不嫌棄下次就給你拿來。
方靜說，這些真心話拉近了彼此的關系。這些媽媽講彼此的“破爛事”，而不攀比孩子的成績。在氣場上，大家算是一類人。
▌“烏托邦”落地
在流動社區，理想的公共空間是什么樣子的？
北京師范大學陶傳進教授在研討會中提到：社會組織可以為流動兒童提供資源、幫助和社會服務。一個頗有成效的方式是創建物理空間，在其中開展結構性的社會活動。在此，流動兒童和社區得以建立連接，從而將社會關系扎根于城市。
李遠香是“常青藤”的研發總監，她見證不少女性從全職媽媽轉變為兒童社工，甚至獨立開館。她認為，提供支持與互助的平臺，能夠擴大孩子和家長的社會化經驗。這意味著，這里不搞學科教育，也不辦培訓班，只求讓孩子們釋放內心的壓力和恐懼，像是“在叢林社會中撐開一方烏托邦”。
“烏托邦”總是與復雜的現實相碰撞。李遠香說，當流動媽媽轉變為兒童社工時，她們“很難一下子相信這樣一套價值觀”。新任館長最常見的一種情緒是慌張，平時輕車熟路的“帶娃”變得有含金量，需要一定的學問：如何看見孩子們的需求，如何培養孩子的社會情感能力而非認知能力，都需要在互動里重新體悟。
在北京官園館，方靜曾遇到一個讀小學的男生，性格痞痞的。一次，男生的父親被老師找到學校，回到家便打了兒子一頓。方靜看見，男孩手上的傷痕一道一道。她坦言，自己當時對兒童權益沒有那么深刻的認知，想著“反正已經被打過了”，就問候了幾句。男孩告訴她，自己長大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把父親給殺了。方靜震驚：“你這話說得好嚇人。”
后來，方靜通過家訪，發現父子倆的矛盾在于成績。男孩的父親每天開著一輛貨車、早出晚歸做蔬菜生意，不知道該如何管教孩子。他對方靜說：“只要你們能幫我把他的成績提上去一點，讓老師不找我麻煩了就行。”當男孩經過輔導提高成績后，這位父親主動找到方靜，提出愿意為此后的學生外出活動做司機。
疫情期間，由于居委會決定收回生活館所在的“兒童之家”，停止一切公共活動，在北京的五所生活館悉數關閉。雖然生活館的運營被中止了，但關于“烏托邦”的暢想，正在以新的形態發芽。
2022年，方靜由于女兒無法在北京參加高考，決定全家遷回成都老家。老家位于崇州城郊結合地帶，她看到，這里的孩子所擁有的資源比城市里的流動兒童更少。在返鄉手記里，她描述自己看到的，都是“呆呆坐在美術公益課堂的孩子，也可能是宅家長時間玩手機刷抖音短視頻的孩子，或者是過于內向缺少社交的孩子。”
敏銳的觀察力，讓方靜了解到當地孩子們的需求。2023年3月，方靜聯絡當地公益機構，以合作的方式申請到一間新修建好的活動室，再次開放生活館。
在北京，通州館經歷了疫情開始重啟。負責人張文總結了自己的工作內容，大部分時間用來向居委會、街道辦、當地婦聯等機構遞交材料，與基金會溝通。這是“常青藤”的運營模式：館長以社工的身份嵌入社區工作體系，申請政府購買服務，承接社區治理項目，獲取經費。5月，李遠香與一家商業公司談好合作，對方以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式贊助生活館場地，用于通州新館的開放，但商業與公益的合作模式還在摸索之中。
兩個月前，李易在天津武清申請的社區“兒童之家”項目正式開張。屋子位于居委會一樓，所有物資均由眾籌所得，大部分是從臨鎮的兒童福利院搬過來的。兒童沙發、桌椅、電子琴、樂高玩具……供孩子玩耍的陳設有些舊了，但是安全、干凈。朋友捐贈的一臺烤箱，讓李易想到辦一個“解憂廚房”活動，因為發現“媽媽們經常問彼此今天吃什么菜，明天吃什么菜”。
這幾天，夏天的陽光從兩面落地窗烤進來，天氣轉熱，還差兩臺立式空調。
居委會已經把需求報給了街道辦。李易想，自己要再盤活一下資源，“看看去哪里能刷臉，刷個空調過來”。
（文中李易、方靜、劉麗、張文、王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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