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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到《媽媽教授》的封面時，我下意識哀嚎，“在學術界實現工作與家庭的平衡”，這個問題好像一再被拋給女性。近年來，每當媒體把類似問題提給職業女性時，總會引來冷嘲熱諷。
【資料圖】
但看到《媽媽教授》一書開篇的序言，我的不滿很快被撫平。序言作者李秀清說，“家庭和工作的平衡其實一直存在，無論何種職業、哪種性別、只要男人不會懷孕、不會分娩、不會哺乳這些生物學上的機理沒有改變，女性對此的感受必然也會更加強烈。”
對于這本書描述的群體 —— 女性學者來說，它與公眾對高校教師職業自由輕松、有更多閑暇照顧家庭的刻板印象反差鮮明，同時也強化了女性學者的困境——在學術職場努力謀生存的同時，還要面對家庭成員對其付出更多時間和精力的期待。
盡管輿論一再抵觸對職場女性提出“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問題，但就像房間里的大象，困境一直存在，我們不能避而不談，視而不見。
不獨是中國，在全球學術界中，女性學者都面臨相同的職業晉升困境。在許多領域，職業發展被描述為一個發展管道，但管道會發生“泄漏”現象，女性被泄漏了出去，隨著人們通往更高職業道路，男性比例上升，女性比例下降。
2019年，我國博士生在讀生42.4萬人，其中女博士17.5萬人，占比達41%。同年，男女科研人員的數量比例為100:38。
后一數據來自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2022年發布的《性別視角下的中國科研人員畫像》。報告提到，在中級、副高、正高職稱中，男性數量遠高于女性。2017年，中國中級職稱男女數量比為1.57，副高職稱為2.01，正高職稱男女數量比為3.92，女性晉級難度隨著職稱提高而加大。
在基金申請方面，男性申請人數量也多于女性。尤其是優青、杰青兩個重要人才項目，2015年~2019年杰青項目男性與女性申請人數量差異高達6.8~7.8，優青項目差異為3.9~4.7。
女性如何一點點從管道中漏了出去？
我們經常看到，一些優秀的女性學者突出重圍，成功實現事業發展，這些女性固然值得敬佩，但并不能讓我們得到一個結論：這些成功經歷意味著女性學者沒有面臨障礙（包括性別歧視障礙）。
《媽媽教授》一書的兩位作者，Rachel Connelly任職美國頂尖文理學院鮑登學院，身處學術界已38年，在她最初入職時，鮑登學院里都是男性教授，直到今日，她已成為國際知名經濟學家。而另一作者Kristen R. Ghodsee曾是她在鮑登學院的同事，目前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俄羅斯和東歐研究系任研究教授，屢獲殊榮。本書的創作想法，始于Kristen剖腹產下女兒不到一個月，接到面試通知，橫跨整個美國參加校園面試，在短暫間隙里躲進廁所擠奶、并烘干外套上的奶漬，最終，她獲得了助理教授的職位。
作者花了一定篇幅介紹美國學術背景下，女性學者在實現“工作和家庭平衡”面臨的困境，同時，作為“前輩”，突出重圍的女性學者們也提供了諸多指南給后輩女性，減少她們的彎路。
我們需要中國版的《媽媽教授》，我們不應該僅僅告訴女性自身如何努力和頑強，還應該呼吁社會和機構提供支持，為女性的職業發展消除制度性障礙。
近日，《知識分子》邀請了《媽媽教授》的兩位譯者，在這篇對話里，你會看到女性學者對所處困境的思考，其中一些性別歧視以非常隱蔽的形式存在，但充斥著我們的日常。同時，女性學者們不僅僅是直陳困境，她們在經歷了工作和家庭事務的手忙腳亂后，試圖總結一些方法來應對。
而最打動我的，還有兩位女性在學術和生活中互相欣賞和支持，我們也想借此告訴所有職場女性，“你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訪談者
李明倩 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 《媽媽教授》譯者
宋麗玨 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 《媽媽教授》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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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什么原因使兩位決定翻譯這本書？
李明倩：我一直對女性主義話題比較感興趣，雅理譯叢的負責人田雷老師向我推薦了這本書，在了解了這本書的題材、容量、兩位原作者的介紹和書大致的內容之后，我覺得它不僅符合我的興趣點，而且能夠引起一定的社會關注度。
因為原書的作者是兩位女性學者，田雷老師建議譯者最好也是兩位女性，這樣就好像四人連奏。我立即想到了我的 best friend，麗玨老師。我想這本書肯定會讓我們兩個有所共鳴，就去問她有沒有興趣，她一聽我對書的介紹，立即同意了這個建議。
我們兩個私人關系非常好，所以一直期待，如果有機會，一定要合作做點什么事情，這正好是一個契機。
宋麗玨：我也是第一次聽明倩完整地敘述選書過程，我選擇這本書有80%的原因是因為明倩。那是在一個春日午后，明倩帶著這本書的英文原稿興高采烈地跑到我的車上。她對我說，有一本書，我們倆一定要譯。我對明倩的學術眼光，一直都非常地欣賞，也非常信任。她翻開書，跟我說，“你就看第一段。”
那一段描寫的是，原著作者之一Kristen分娩出院不到一周，就接到求職面試的通知，面試中她溢奶了，那種尷尬窘迫場景的描寫，一下子把我拉回到孩子剛出生不久的回憶中。
我們倆很興奮，在車里聊了起來。我說這本書真的很好，我們可以一起做。
現實生活里，我們倆是特別好的朋友，一直在尋找合作的契機，因為學科差異的原因，很多時候找不到合作的那個點。這便是一個特別好的機會。
我自己算過，在這本書出版的時候，剛好是我們倆認識的第10年。這個時間點特別好，我一直希望能留下一點印記。
《知識分子》：在翻譯的過程中，這本書的哪些內容會讓二位格外觸動？或者在其中照見自己的影子？
李明倩：剛才麗玨提到溢奶的事情，我自己也經歷過。產假結束時我還沒有斷奶，就只能帶著吸奶器到松江校區。我會在學校的招待所開一間房，中午跑到招待所的房間里去吸奶，真的是無奈但又讓人難忘的一段經歷。
第二個讓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書中提到了對女性學者的認知誤區。比如，很多人認為女性由于工作輕松，才選擇了這個行業，學術工作方便育兒，照顧家庭。小區里的一些鄰居也是這樣，會由于我的工作時間比較有彈性，就認為我的工作特別地輕松，還可以在家帶孩子，每次見到我都會說，大學老師就是好，一周只用上一兩天班。
第三點讓我印象比較深的是，里面提到女性學者是否應該把這樣的困境說出來。這是一個兩難境遇，如果不說出來，可能永遠不會打破這個困境。可是如果說出來，可能會被學術界的其他同仁認為這是你自己本身不夠優秀，卻拼命為自己找補的一種表現。
宋麗玨：我特別同意明倩的觀點，這些細節都是我們自己深有體會的，此外我再補充一點感觸頗深之處，那就是對于女老師的刻板印象。
我在翻譯后面一個章節時，書中談及學生們對于男女老師，寬容度是不同的。對于學生心目當中學識學養深厚、又特別富有權威性的教授形象，往往不是一個女性形象，而是一位穿著西裝、肘部縫著花格子布的紳士。
很多時候，學生天然對女性老師有這樣一種刻板印象：她會更溫柔更好講話，更容易溝通。所以，當女老師表現出嚴厲態度或嚴格要求的時候，學生會表現出反抗或表達上的不尊敬，明顯區別于對待男老師的態度。此外，人們對于女老師的期待和男老師的期待也不同，在管理層面也是如此，這確實這是一個很難打破的刻板印象。
《知識分子》：書里提到了Kristen求職的尷尬，Rachel感覺自己在經濟學系被孤立，書里花了一些筆墨直陳學術女性的困境。二位可以分別聊聊，在你們的體會和觀察中，中國學術女性當下普遍面臨的困境嗎？
李明倩：我覺得第一個是生育時間。就像這本書里提到的，“生孩子沒有一個好的時機”，可能任何時候都是好的時機，也可能任何時候都是不好的時機，它總是面臨著取舍，面臨著抉擇。
不僅是學術媽媽，所有職場女性可能都面臨這個問題：可能你手里正握著一個項目，可是你突然懷孕了，這時你的精力不濟、體力不濟、精神狀態不濟，那怎么辦呢？這是現實的困境。
第二個更加直接的困境是育兒支持。目前在國內，家人是育兒的主力。就我而言，主要是我的媽媽在照顧我，幫我一起帶孩子。我的先生也非常積極參與，沒有讓我淪為“喪偶式育兒”的一員。可是，國家和社會在這一過程當中，能介入到什么程度？能提供一些什么樣的支持，才能直接幫助到女性？我覺得這是最棘手，也是最直接的一個問題，我比較期待能看到情況有所改變。
第三個是大家的觀念，很多女性學者懷孕之后，常常會被同事或朋友好言相勸：你現在的主要任務帶好孩子，還做什么研究呢？我覺得這個也挺有意思，“帶好孩子”變成了懷孕女性最大的任務，但是為什么它一定是最大的任務，而不是跟其它任務并行呢？。
宋麗玨：我回憶了一下，從懷孕休息到生寶寶的這段時間里，我一直有一種焦慮：我停下來了，我能停下來嗎？恐怕不能。我跟明倩也經常聊，如果一段時間不看書不寫作的“后遺癥”。如果這個時間區間被拉長，以年為單位，一年、兩年，到第三年恐怕就難提起筆。
學術是需要深度思考的工作，需要連貫的、不斷深入地反思和發掘，這是文科的形式。理工科則可能天天需要泡在實驗室，坐在計算機前。但育兒給媽媽們帶來極大了極大挑戰，我們深入的學術思考和寫作被不停揉搓，被搓成了碎片。
但對于男性同仁來說，在這件事可能不像女性體會得那么深刻、真切和痛苦。
在這本書的序言里，李秀清老師提到，她在一次科研工作會議上，針對科研考核和職稱評審的量化機制，建議給職稱升遷期懷孕生子的教師一定工作量的抵扣。雖然看起來像是玩笑話，但無論從社會還是機構，我們都需要給媽媽提供更友好的政策，這是非常現實的問題。
《知識分子》：這本書提供了很多指南性的東西，但對于中國學術女性來說，似乎我們還停留在第一步：講出房間里的大象。二位在翻譯的過程中似乎對此也會有一些交流，可以聊聊嗎？
李明倩：我們倆私下里確實會對書中的某個場景，某一章節或者是某一些表述去進行交流。比如說，書中提到女性學者遇到的誤區，在職場中個人的時間管理、經驗教訓，但她們的很多“心得體會”或成功實踐很難成為我們的有效“指南”。一個是因為中美不同的學術晉升體系，而且，還是她們的個體經歷也與很多中國學術女性不同。
比如Kristen是一個非常隨性的單親媽媽，她寫，自己帶著女兒過著仿佛“游民”一般的生活。她帶女兒去普林斯頓，去劍橋，作為一位東歐研究的學者，她們也在東歐生活過一段時間，流動性非常強。她的工作時間非常與眾不同，比如通常她在凌晨2:00~5:00工作，此外，她會帶女兒一起去學術會議，把女兒放到會場，讓孩子自己看DVD或交給其他教授代為看管。
我覺得這些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并不現實。
還有Rachel與她的丈夫，她有教職工作，丈夫主要負責照顧家庭，他們的房子很大，于是騰出了一個房間，提供給互惠生。互惠生主要是去美國留學或從事實習工作的學生，很多來自歐洲，這些學生在Rachel家居住期間，幫她打掃家務，也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Rachel專心研究。。
不過這對我們來說很難借鑒。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下，我們主要依賴的或者是家里的老人，或者是鐘點工阿姨，這是我和麗玨在育兒和職級晉升中采用的策略。
宋麗玨：我現在還記得當時明倩跟我討論的一個點，我非常有觸動。“媽媽教授”是一個群體，通過這個群體的生活，反映出來女性在整個職場上的困境，也是一種面臨著家庭角色和社會角色的選擇。
我想，這種角色選擇，其實是一種權力話語對女性身份的角色建構。為什么媽媽一定就要是好媽媽？為什么大家對媽媽的容忍度，不像對爸爸那么包容？因為我們一直都存在對母職過分的稱頌，也因此，它限制了很多女性的選擇。現在社會對于整個女性群體的貢獻考量因素，主要來自她對家庭的貢獻，而并非對社會的貢獻。
我們在翻譯過程中，不一定是花了成塊的時間討論這件事，但這樣的話題貫穿我們整本書的翻譯過程，甚至翻譯之后，也會帶出很多思考。
《知識分子》：你們提到，翻譯這本書衍生出很多思考和討論，那么這本書對你們的工作方式、育兒或其他有沒有帶來一些影響？
李明倩：我說說書中一個印象深刻的例子吧。
Rachel有意識地拒絕下午5:00以后的會議。這一點給我的印象比較深，我在成為母親之后，也希望自己能夠更勇敢地說“不”。
其實我們在工作當中很難拒絕別人，不經意之間會承擔很多教學工作之外其他的事務。但在作為母親之后，必須有所舍棄，正如Rachel在書中所寫，“因為你的時間就只有這么多，你必須有固定的時間分給家庭”。
這意味著，你可能要勇敢大膽地拒絕一些人，不論對面是同事還是你的學生。每年都會有很多人來找我寫推薦信，在寫推薦信的問題上，Rachel是這么寫的：如果你隨隨便便地就答應一個人寫推薦信，你只會面臨寫不完的推薦信，這個任務會成倍增加。所以她給自己定下了一個規則，至少上過她兩門課的學生，她才會給對方寫推薦信。
有一次，Kristen沒好意思拒絕為一個不太熟悉的學生寫推薦信。但后果是不斷有其他可能只和Kristen見過幾面的學生來找她寫推薦信，無形中增加了她的工作量。
麗玨：對我的啟示比較大的是書里提到的三個法寶。
一個是找到創作的高產時間。第二個是利用育兒的零碎時間完成寫作大綱。第三個就是要設定一個完稿的時限。
因為上海的生活節奏比較快，所以我好像一直都在趕路，卻沒有找到自己固定的創作高產時間。在這本書翻譯完以后，我就有意地調整作息，我發現，早晨和晚上的某一段時間，我的頭腦是比較清醒的，非常有利于創作。
還有就是育兒的零碎時間，我們希望給家庭高質量的陪伴，但這就要求一整塊的時間。但在每一個整塊時間之間，都會有一些零碎時間，這完全可以做一些思考工作，或者簡單寫上幾筆大綱。
Kristen也采用這樣的一個方式，給自己設定完稿的時間，不然就可能會無限期拖延。她在這本書里還寫到，早晨不要打開郵箱，因為成百上千的郵件涌進來，處理完這些，一上午可能就過去了。
現在不只是郵件，通訊工具的發達，就好像是“時間神偷”，只要打開微信，或者其他程序，我們都需要很長時間處理信息，所以在什么時間處理這些通訊信息，需要認真考慮。
另外，于我個人而言，很重要的啟示是，書里提到的建立學術人脈。我以前對于這件事并不太重視。書里說，學術界一直有個謠言，只要你足夠聰明，有很多好點子，你就能成功。這種成功就在于成功的發表，或者是成功地去做一些學術方面的事情，但編輯部的拒信又是每一個做學術的人最難熬的經歷。所以，要對建立學術人脈給予極高重視，而這事一點都不簡單。比如說頻繁地去參加一個小型區域性的會議，和去參加大型的全國性會議和國際會議能帶來的學術人脈和機遇，根本沒有辦法相提并論。
《知識分子》：這本書主要著墨在一些指南，但是受限于中美晉升體系的差異和文化制度的差異，對于中國的讀者來說，似乎有一種不可接近性。對于這本書在中國學術語境下的定位和功能，二位有過討論嗎？
李明倩：這本書的功能是什么？在我們翻譯這個標題的時候就有過討論。因為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很簡單，就叫Professor Mommy，但在譯成中文的時候，要不要進行改動，我們兩個人進行了討論，因為我們很擔心，如果不對標題進行任何加工，完全忠實地將標題譯為，“教授媽媽”或者“媽媽教授”，會不會把潛在的讀者群大規模地縮小，只局限在已婚已育的女性學者群體。
我們如果出版了書，會把它送給學術界的好友。可當這本書叫《教授媽媽》之后，它不僅有了性別，而且好像只局限在有孩子的受眾中。所以，我們擔心，這本書的功能會不會也被弱化。
因為我們認為，原書的功能既是學術人生的指南，也是美國學術環境的導引，同時也清晰體現了女性學者在平衡家庭和學術工作中遇到的困境。你可以從原文當中清晰地看到，Rachel和Kristen想為從事學術工作的女性提供一劑“不苦的良藥”——她們希望，無論是剛剛入學的博士生，還是已經成為正教授的女性，都可以從這本書里找到問題的答案或者某種同頻共振般的“指引”。
可把它翻譯成“教授媽媽”之后，會不會繼續承載這樣的功能？我們表示懷疑。我覺得對于中文讀者來說，這不再是指南，也不是藥方，它更多是在告訴我們，存在這樣一種現象和問題，于是，它從一劑藥方變成了一口警鐘，提醒我們注意學界女性面臨的工作與生活平衡問題，這是它功能最大的轉換。
第二點是，在中國的學術語境下閱讀這本書，不再是女性學者個人經歷的分享，而是群體現象的論述。當然還有其它的功能，比如介紹了美國的學術環境，以后無論男女，當你想在美國的學術界做點什么，這都是一本很好的參考書。
宋麗玨：我覺得這本書的名字一大部分遮蔽了書的內容，限制了一部分讀者群體。它應該是面向整個女性群體和學術界的。當然，靠一本書就改變整個社會和時代的風貌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能借此提示大家關注某些問題，或者說建立一些更友好的政策環境，打破主流觀念的偏狹，也是有益的。
我倒覺得這本書更像是一個火種，它是一種希望，我們都不能拒絕希望。
《知識分子》：這本書提到，學術媽媽們需要“榜樣”，“不是一個人在戰斗”。在你們的經歷中，是否有這樣的一個人可以提供經驗給你們學習？
李明倩：這本書的序言作者李秀清老師，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一個榜樣：女性學者可以同時實現家庭生活跟學術的成功。
我印象很深的是，李老師曾在自己的著作后記中提到，以前寫作的時候，家里沒有書桌，所以她就趴在縫紉機上寫論文，同時也要帶孩子。
正是因為李老師有這樣的經歷，所以她才會更加體會女性學者的困境和不易，更坦率地為女性學者說話。不僅如此，現在李老師還在堅持閱讀、思考和寫作，這些都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宋麗玨：我們需要學術界有這樣頂尖的女性發聲，她們已經站在這個高度，她們也會了解我們的處境，對于后輩女性來說這非常重要。
《知識分子》：明倩老師曾提到，二位的學術生涯和生育節點幾乎同步，所以在過程中會有很多互助和溝通。可以舉例子談談嗎？這些互助和溝通對你們有著怎樣的意義？
李明倩：互助太多了。我舉一個例子，麗玨早我一年評上副教授，她評上副教授之后，就開始幫我算我的分數距離評職還有多少距離，沒有任何一個人比她更熟悉我所有的科研成果，她能清晰地說出我發表了幾篇文章，我發表了什么樣的著作，應該折算成什么樣的分數，在什么樣的政策下我能夠評上副教授。我覺得這對我是非常直接的幫助。
孕產具有一定的身體經驗，如果是其他女性，可能會有很強的孤獨感，但我從沒有這種孤獨感。任何時候，包括現在，我有不好情緒的時候，我給她發消息，都能得到積極正面的肯定、鼓勵、支持。這很大程度消減了我的孤獨。
甚至我剛才說，我學會拒絕很多事情，如果是我一個人來接受這個訪談，我可能也會拒絕。但和麗玨在一起聊天，我不會覺得這是一個任務，我很享受。
宋麗玨：我也是同感。在我評副教授前后，我先生被派到國外去，三年離家，我的生活全靠明倩和明倩媽媽的幫助。
在學術方面也是如此，明倩比我年輕，但她給了我很多學術指引，比如說如何進入法學領域去了解法學話語體系；如何進行交叉學科的研究。每當我醞釀新文章，也會先征詢她的意見。明倩在教學上和做學問上很嚴謹，在生活方面，在對一些困難的理解上，她很成熟，在很多時候都會給我很大的寬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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