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決定成為一名青年教師時，你的人生已經被切割成精細的時間表，不容出錯。

29歲博士畢業，35歲前找到一份教職，為了不被“非升即走”淘汰需要在考核期內發論文、做項目、帶課題……

青椒們一旦在某個環節慢半拍或出錯，沒有在時間表內完成到副教授的跳躍，那當下的每一天都將成為他們職業生涯的倒計時。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選擇大齡讀博的人們，甚至會遇到“還沒畢業就失業”的窘境。

提前的中年危機

“現在很多高校把教職年齡卡在32歲，好心塞。”

“我見過一個學校要求30歲以下且有兩年以上相關企業經驗，讀書真要趁早，不然中間稍微一步沒趕上可能就被卡了。”

“我師弟因為畢業就36歲，無法留在高校。”

在一個青椒聚集的學術社群上，人們互相傳遞著年齡的焦慮。

我國博士后申請年齡必須在35周歲以下，部分要求嚴格的院校年齡要求在32歲以下。直接應聘高校教職的博士，也同樣面臨著年齡限制：講師普遍只招35歲以下，甚至32歲以下；副教授不超過35歲。

圖 | 東部某“雙一流”高校2023年新教師招聘啟事

35歲，也是申請一些科研項目和人才計劃的關鍵節點。特別是國自然青年科學基金項目，與職稱評定、其他項目密切相關，影響重大。在很多院校，拿到青年基金可以評上副高，保住自己的飯碗。

近5年來，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的資助率從2018年的20.54%，穩定在17%上下。剛剛過去的3月，青椒們都已提交了國自然的本子。今年是否能一舉中標，關乎了青年科研人的職業生涯。

青年基金設置年齡限制的初衷是為了鼓勵青年科研人員，本意是為了打破論資排輩，但這一限制逐漸也加大了青年科研人的壓力。

博士生們謹慎選擇第一份工作，擔心“非升即走”失敗自己就已經超過35歲；

生育最佳年齡撞上”非升即走“考核期，高校女教師不是在這個聘期內生孩子，就是在那個聘期內生孩子……

成為青椒，就是和時針賽跑，踏上一趟加速的列車，便身不由己。

圖 | 高校女教師的兩難境地：考核期撞上生育期

35歲失業，還能去哪兒？

僅僅完成合同里的考核指標，是沒辦法晉升的。同一批入職高校的青椒們，都拼命在緊湊的時間表里，為自己增添留下的籌碼：論文、基金、專著……而留下的人注定是少數。

華中地區某985高校人事部副部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首批聘期到期的69人中，最后僅有6人被直接聘為固定教職副教授，淘汰率達到91%。

夏衍是某頂尖985高校的青年教師，他只差一票，未通過職稱考核。這是他最后評副教授的機會。

已經36歲的他，只能離開辛辛苦苦工作五年的高校。夏衍說自己帶著被解聘的“污點”四處找工作，一直沒有結果，又缺乏勇氣轉行，只能以代寫論文為生。

“非升即走”失敗的青椒們，還能去哪里？我們常常把目光停留在最拔尖和風光的一群人身上，但失意的人總是大多數。

“老婆跟著辭職、小孩轉學、賣房……”對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青年教師來說，意味著整個家庭又要到新的去處，從頭再來。

圖 | “走”了的青椒，都怎么樣了？

在“失業再就業”的過程中，青椒們往往會選擇向下流動，去向更低水平的院校就業。

向下求職，也意味著對應的平臺和資源更有限，要在科研道路上做出成果可能會遇到更多的困難。

不過，也有青椒收獲了更多的機會。在原來的985卷不到副教授，在雙非拿到長聘副教授，換一個環境繼續自己的職業生涯。

導師的“非升即走”，自然也會影響到讀研的學生。

在“‘非升即走’后‘走’的青年教師，都怎么樣了”的網絡討論下，有一位“雙一流”研究生講述了自己的經歷：“我作為學生，永遠不會忘記我導師接到消息時，愧對學生的難堪，撐著面子給學生們安排后路的窘迫，對自己前途的迷茫、頹廢乃至絕望。”

他后面幾屆入學的師弟師妹，在聯系導師時，也都傾向找有終身教職的導師。

高校不是象牙塔

對于想要進入高校工作的博士畢業生來說，高校絕不是象牙塔，一樣是競爭殘酷激烈的職場。

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越來越多的博士生們，在畢業季的職業選擇路口，進入高校工作，競爭必然愈演愈烈。

據教育部統計，2012年至2021年間，博士畢業生已經從5.1萬增長到了7.2萬，增幅39%；高等教育學校教職工則從22.7萬增至27.8萬，增長幅度為20%。

僧多粥少的結果，自然是不斷提高門檻。

一位在北京高校任職的青椒回憶道，自己2020年畢業那年，學校的政策是“博士畢業，有海外經歷，再做‘師資博士后’留校工作。”而2022年，學校改了政策，想要留校，必須拿到青年人才計劃的帽子。

沒有冒險，何談創新

年齡的焦慮，在中國的科研界蔓延。

被考核時間表不斷追趕、害怕一步錯可能步步錯，因為失敗的代價難以承受。

“我們花了很大力氣嘗試給科學家貼標簽、戴帽子、設等級，以此進行資源分配，導致很多學者根據這些因素進行自己的職業規劃，臨近評價的時間窗口就會非常焦慮，因為一步錯過可能步步錯過。事實上，這種焦慮是毫無意義的，對真正的科技創新是起副作用的。”一位985的高校教授如此說。

有人形容，做科研創新，就像是沖浪。每一位科學家都是沖浪選手，等待一個浪頭、一個趨勢、一個時機。但是浪頭什么時候出現、在哪里出現、是大是小，是無法準確預知的。

沒有安全感的環境，難以存在具有冒險精神的沖浪選手。科研人員每天陷在焦慮中：自己能不能發文章、中基金、拿到穩定的教職……誰會愿意拿自己的飯碗冒險呢？

中科院院士周忠和指出，這些令人焦慮的政策核心還是數字化評價。現有的評價體系加劇了青年科研人的自我設限和畫地為牢。要在兼顧效率和公平的基礎上，給年輕人更多保障性資源，相對自由地做自己喜歡的研究。

讓年輕人去沖浪，即使被浪打翻，也能再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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