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COP26）的“融資日”上，來自45個國家的近500家金融機構承諾，將其管理下的130萬億美元資金用于實現《巴黎協定》設定的氣候目標。
聯合國氣候行動與融資特使、英格蘭銀行前行長卡尼表示，未來三十年間，全球減排所需的資金約為100萬億美元。“這些資金將到存在排放問題的地方幫助（企業）降低排放，有減排計劃的公司會找到資本，沒有減排計劃的公司將毫無所得。”他稱。
中創碳投副總經理錢國強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技術和資本是新能源領域發展的兩大推手。各國政府制定減排政策引領了各國產業、企業的減排方向，但最終成果還要視企業的創新能力而定。資本尤其是私營資本具有很強的商業屬性，上述金融機構承諾提供資金，有望激發企業的創新潛力。
碳中和撬動私營資本
上述500多家金融機構屬于 “格拉斯哥凈零金融聯盟”（GFANZ），這是一個由銀行家、保險公司和投資者組成的組織，致力于將氣候變化作為工作的中心。該機構稱，相關資金可能是銀行貸款的形式，也可能來自風投、私募、共同基金和其他購買股票和債券的大投資者的投資。
該聯盟的推動人卡尼表示，直至今日，世界上還沒有籌集到足夠的錢來資助能源轉型的過渡，這是一個分水嶺時刻。如果想實現凈零排放的目標，僅靠各國政府的努力是不夠的，金融業還需設法籌集民間資金。
無獨有偶，英國當地時間3日上午，來自中國銀行倫敦分行、農業銀行、平安集團的多位專家參加了另一場題為“金融支持氣候行動——中國倡議與國際合作”的研討會，就金融支持高碳行業轉型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金融機構碳中和目標、生物多樣性融資等話題進行了探討。
COP26會議主席夏爾馬表示，此前各方承諾提供的公共資金并未落實。“在2009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5次締約方會議上，各方同意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的氣候融資的公共部門資金。但遺憾的是，在2021年我們也無法實現這一目標，這一承諾現在被正式推遲到2023年執行。”他說。
GFANZ還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各國政府大幅增加財政支出、財政赤字高企，為氣候融資提供的資金相對有限。
但想要撬動私營資本并非易事。渣打銀行的最新調查顯示，55%的跨國公司認為它們的低碳轉型不夠迅速，78%的投資者認為多數商業領袖并沒有采取必要措施幫助企業進行低碳轉型。
錢國強認為，之所以私營部門此前未過多參與能源轉型的投資，主要是因為當前能源轉型多為各國政府主導，屬于政策驅動。企業及資本行為的出發點則屬于商業驅動，具有逐利屬性，雙方的目標并不完全一致。
“如果想要讓更多的私營資本參與到碳中和的投資中，就需要通過碳交易和碳稅的方式為企業碳排放行為定價。這背后首先要建立有效地為碳排放定價的市場，制定清晰的激勵制度；其次要等待市場逐步成熟，使企業對碳排放定價有穩定預期。”他表示。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表示，美國將與英國一起支持氣候投資基金（CIF）的新資本市場機制。該機制將有助于吸引大量新的民間氣候基金，并每年為CIF的清潔技術基金以及加速煤炭轉型新投資計劃提供5億美元。
投資風險幾何？
GFANZ表示，私人融資融入碳中和進程，可以幫助資助私營部門減排，并將通過公共渠道承諾的數十億氣候投資轉化納入數萬億的氣候投資總額。
但是，GFANZ的承諾也正面臨質疑。外媒援引分析觀點稱，做出承諾至關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落實。金融機構需要確保這些資金真正流向私營部門，進而推動其減排進程。
德國跨國金融服務公司“聯營保險公司”也表示，現在的投資決策需考慮氣候因素，這就是為什么中期目標如此重要。同時，這些目標還需要與行動相關聯。
錢國強認為，如何確保資金流入節能減排的領域，需要明晰政策細則，即政府需要在行業層面明確何為減排項目，也需在金融市場層面明晰ESG（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制度。
摩根士丹利首席可持續發展官崔（Audrey Choi）表示，各金融機構聚集起來，實際上是在為一個優先考慮氣候行動的新行業創造一個新的基本規則，“為此，我們需要秉承傳統，并制定衡量標準和指標”。
目前，卡尼已牽頭開展一項工作，確保金融機構解釋并披露其貸款或投資中的全部氣候風險。英國財政大臣蘇納克也稱，為了防止企業的“漂綠”行為，在最新減排計劃中，英國政府將在一個工作組中制定一個基于科學的過渡計劃“黃金標準”，該工作組由行業和學術領袖、監管機構和民間社會團體組成。
錢國強還認為，在向新能源領域尤其是私營部門投資的過程中，最大的風險在于技術突破和市場發展的不確定性。
“在技術方面，在光伏、風能等細分領域，儲能技術突破尚需時日；核能的安全性也需要伴隨著技術進步而逐步提升。在市場發展方面，一些資本押注氫能汽車，另有資本則押注以動力電池驅動的電動汽車。目前后者的發展相對較快，電動樁等基礎設施則相應發展起來，這又反過來帶動了電動汽車的發展，那氫能投資者的資本回報率可能就面臨著一定風險。”錢國強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