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技術人員在莫高窟98窟內對病害壁畫進行修復(2014年9月3日攝)。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漫漫黃沙，寂寂戈壁，莫高窟和守護著它的人遍歷這里每一個寒暑春秋。76年間，一代代知識分子遠赴大漠深處，接續守護莫高窟，瘡痍之地逐步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吾國學術之傷心史”成為過去，世界敦煌學的中心冉冉升起。
初心不悔為敦煌
他裹著羊皮大衣，頭戴老農氈帽，呼吸的熱氣迅速結成冰花，蜷縮著像是“沒有生命的貨物”。西去敦煌時，常書鴻還不到40歲。
此前，他是留法9年的藝術家、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的教授，西裝筆挺，風度翩翩。塞納河畔的一本《敦煌石窟圖錄》讓醉心油畫的他為中國藝術傾倒，家國破碎戰火紛飛更讓他心系敦煌。
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在大漠中創立。那時，莫高窟已荒廢400余年。流沙從崖壁頂部傾瀉而下，上百個洞窟被掩埋。壁畫大塊大塊跌落，砸爛在地上。
破廟當辦公室，馬廄做宿舍，水里的泥漿澄清了就拿來喝。最可怕的是孤獨。帶病的同事含淚對常書鴻說：“我死了以后，可別把我扔在沙堆中，請你把我埋在泥土里呀!”
初創者接連離開，妻子也棄他而去，常書鴻卻初心不悔。“我如果為了個人的一些挫折與磨難就放棄責任而退卻的話，這個劫后余生的藝術寶庫，很可能隨時再遭劫難!不能走!”
段文杰、孫儒僩、歐陽琳、李承仙、史葦湘……在常書鴻的全力招募下，一批批大學生告別優渥的生活，奔赴大漠。舊照片見證別樣青春：穿旗袍的女孩和穿白襯衫的男孩，乘坐的卻是一輛破舊的木輪老牛車。
他們幾乎用雙手清除了數百年堆積在300多個洞窟內的積沙，修建了千余米長的圍墻。臨摹缺紙就用窗紙自己裱褙，毛筆禿了拿小刀削尖再用，連顏料也是自制的。
一個冬日的下午，敦煌研究院首任接待部主任馬競馳走進院史陳列館，在小院里回憶起幾十年前的生活：這里養過雞，那里理過發，聯歡會上的歡聲笑語歷歷在目。“沒人喊苦，也沒人叫窮，日子就是這么過的，大家高高興興干工作。”
眼前不見苦，只因宏圖在心中。
勇擔重任扛大旗
起初是白手起家斗流沙。到了20世紀80年代，莫高窟人面臨的課題則更嚴峻。有人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他們怎能甘心?
國家將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為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長段文杰重任在肩。沒有高談闊論，他只說守著莫高窟的人首先要有作為。“要靜下心來，埋頭苦干，最后讓成果說話。”
一個初冬的早晨，馬競馳去段文杰的房間，看到他一口氣吃了6個大大的香水梨，很是不解。段文杰解釋說：“梨解渴頂餓，不用下來上廁所，在洞子里能一直待到太陽偏西。”為了臨摹一幅《都督夫人禮佛圖》，他翻閱了100多種資料，摘錄了2000多張卡片。
《敦煌研究文集》《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以及《敦煌研究》期刊……20世紀80年代，滿懷愛國心的一代莫高窟學人奮力拼搏，用豐碩的學術成果扭轉了“敦煌學在國外”的局面。
段文杰力倡接軌國際。去年辭世的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長李最雄曾回憶：“段老深知文物保護工作的艱巨。要做好莫高窟的保護工作，必須走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的捷徑。年輕人被送出國深造，光是去東京藝術大學的就達70多人次。”
1998年，年近60歲的樊錦詩被任命為敦煌研究院院長。退休的年紀，她卻重新站在了起跑線上。
游客太多，她日夜揪心。“不讓看不行，看壞了更不行。哪能一味想著門票和鈔票?”于是，莫高窟在我國的文化遺產地中率先進行文物數字化探索和游客承載量研究，“數字敦煌”項目讓莫高窟“永葆青春”成為可能。
她說“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便推動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在她的持續呼吁下，甘肅制定專項法規《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莫高窟有了“護身符”。
開拓進取求創新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古絲路重鎮敦煌再度吸引世界的目光。“古絲綢之路孕育了敦煌。我們在歷史中尋找未來，以文化交流促進民心相通。”故宮博物院院長、敦煌研究院原院長王旭東說。
去伊朗、去阿富汗、去吉爾吉斯斯坦……敦煌研究院的學者走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自美國、日本等國的研究人員扎根敦煌，循著古老壁畫探尋文明交流的印記。
2019年11月，我國首個有關文物保護的多場耦合實驗室在敦煌研究院竣工，長時間降雨、降雪、刮風等自然條件得以在實驗室模擬。“文物保護進入深水區，要攻關的都是難解決的問題，研究要向縱深方向去。”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所長郭青林說。
敦煌也在變得年輕可愛。新一代莫高窟人攜手科技企業，讓敦煌文化以流行音樂、游戲、漫畫等形態“飛入尋常百姓家”。
干了20多年講解工作，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揚部黨支部書記宋淑霞“轉換賽道”設計起研學課程。“孩子們穿上仿唐代半臂襦裙，走進壁畫修復現場，深度感知莫高窟。希望敦煌的種子能在他們心中生根發芽。”
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說，回顧研究院70余載歷程，發展的根本在一個“人”字。前輩奠基、大家關注、一代代人甘坐冷板凳，敦煌文化的保護、研究、弘揚工作才得以步步向前。愿更多高端人才走進莫高窟，在千年敦煌找尋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