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有媒體報道說，河南信陽市公安局原局長李長根落馬牽出30多位買官者，這些買官者的買官行為及其賄款均作為重要和主要的犯罪情節與證據出現在李長根的有罪判決書中。但是，這些行賄者在漯河市中級法院判決書中的完整姓名被隱去，皆以姓氏代之，信陽警方也一直沒有公開涉案的行賄者名單。在有公民依法申請信陽市公安局公開相關信息被拒絕后，申請者將拒絕者訴至法院。
根據報道，漯河市中級法院的相關判決書顯示，李長根收受的31個人的錢物折合人民幣630多萬元，“行賄之人多為信陽市公安系統的公安局局長、政委、隊長”，“涉案人員覆蓋信陽市所有區縣”。實際上，有報道指出，30多個行賄者中的12人仍然穩坐在其用賄款買來的信陽市公安系統的官位上，“信陽市公安局目前12名黨委成員中，有3人都在李長根的賣官名單上”，按照信陽市有關方面的說法，其中一些人也僅僅是受了“不同程度的處分”。而早先還有報道說，“信陽市公安系統一位退休干部稱”，“李長根落馬后，上級出于隊伍穩定的考慮，未追究行賄者刑責”。
至此，信陽市有關方面為什么以不公開來回應信息公開的申請，就不是一件需要琢磨的事。撇開拒絕公開申請者所要求公開信息是否合法不論，只是在李長根受賄行為已在判決書內列明且因此被治罪的情況下，作為執法機關，信陽市公安局本應清楚地知道涉此案的行賄者應該受到什么樣的法律制裁，而非僅僅以紀律處分代替法律制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規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數額在三萬元以上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條的規定以行賄罪追究刑事責任。至于“上級出于隊伍穩定的考慮”，其與該法律解釋是否沖突，沖突的結果是否構成違法，則也應在“上級”考慮的范圍內。
李長根是信陽原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公安局局長。2014年11月，在河南省高級法院紀檢組長任上被查。2016年4月14日，漯河市中院一審判決，李長根受賄630萬余元，處有期徒刑10年。一審判決半年后的2016年10月20日，李長根在獄中去世。10年有期徒刑，在刑事處罰中已屬重刑。從法律角度看，構成此重刑的受賄行為的行賄行為及其行為人，如果不是同案被審理的話，也應另案處理，無論如何不應不受追究，更不能繼續享有行賄得來的好處。對此，“上級”并非不清楚。有報道援引河南省委組織部一位原副部長的話說，“行賄屬于違法違紀行為，凡是發現有這種事的肯定一律不用”。
現實情況是，行賄者中的一些人的行賄行為已經作為受賄犯罪的證據出現在判決書中了，而這些人不僅沒有被追究刑責，不僅沒有被“肯定一律不用”，相反，卻僅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分”，仍然延續著行賄犯罪行為既遂所帶來的益處。信陽市官員在回應相關問題時，對這些行賄行為人仍然在位的情況作了解釋：“在當時那種境況下，有可能他們一念之差犯了錯，但并非就要一棍子悶死，而是應該以教育、挽救為主。”
由上述回應可知，信陽市有關方面只是將行賄者的行為認定為“犯了錯”，且是“一念之差”下的所為。然而，“一念之差”還是多念所為，一般只可作為量刑時的裁量因素，而并不影響犯罪構成。治罪量刑，也同樣是教育挽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