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人工繁育野生動物產業增長迅猛。相關機構調查發現，散布在各地的一些野生動物養殖場，不僅有套取捕捉野生資源獲利嫌疑，也對周圍水體、土壤、空氣等環境造成污染，由此引發的環境污染與疫病問題呈現總量增加、范圍擴大與程度加劇的趨勢。
浙江省林產品質量檢測站、浙江省野生動植物保護站2019年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浙江省現有野生動物人工繁育企業約1500家，分布在11個市89個縣(市、區)，年產值約50億元。
浙江省林產品質量檢測站高級工程師楊柳介紹，由于養殖場選址布局、建設缺少具體的量化要求，綜合排污方式原始，對周圍水體、土壤、空氣等環境造成污染，由此引發的環境污染與疫病問題呈現總量增加、范圍擴大與程度加劇的趨勢。
在貴州，調查人員發現，僅竹鼠養殖企業就多達1500家。全國從事人工養殖竹鼠的養殖企業、養殖戶接近1萬家，南方地區占比高達99%，多集中于廣東、廣西、湖南、貴州、云南等地。
云南森林自然中心專家肖軍在《林業調查規劃》(2018年2月)上撰文介紹，截至2017年6月，云南省批準養殖的野生動物企業共有1969家，取得《野生動物經營許可證》的企業有1769家，各州市皆有分布。
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6月，云南全省人工繁育野生動物產業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約28億元，總占地面積約15萬公頃，就業人員9200余人，其中有初級職稱以上的技術人員有2500余人。絕大部分企業以生產經營目的為主，占比達97%以上，養殖品種包括獸類、鳥類、爬行類、兩棲類和節肢動物。
肖軍介紹，云南省野生動物養殖繁育單位從2000年的81家發展到2017年上半年的1969家，17年間翻了22倍，被用于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物種超過100個。
結合云南省第二次陸生野生動物資源調查，肖軍等專家發現，“繁榮景象的背后，存在的問題也比較多”。從事恢復野生動物野外種群數量的養殖單位或企業數量少，恢復性養殖物種少，與云南野生動物資源大省的地位不相符;有30多種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和近60種國家保護野生動物被用于利用性質的養殖，但養殖物種數量都不多，資源利用率低、浪費大，部分物種的養殖利用與《野生動物保護法》內容相違背。部分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人工繁育目的不明，有被食用的嫌疑，如斑羚、紅腹錦雞、白腹錦雞、白鷴、大壁虎等;部分國家保護動物種源來源涉嫌野生種群，卻被用于食用，如麂、平胸龜等。
此外，養殖企業在養殖技術、條件、市場狀況都不清的情況下，跟風養殖，導致損失。部分物種市場較小，養殖數量與養殖單位數量卻較大，如蛇、竹鼠等。
肖軍介紹，一些養殖場養殖狀況難以監管，數量難以統計。這為少數養殖戶提供了“鉆空子”的機會，如穿山甲、斑羚的養殖等。有的養殖戶用放養中無法統計數量逃避監管，有的夸大報告人工繁育數量，存在套取不明來源(主要是野生種群)動物個體嫌疑。不科學養殖，特別是養殖種群依賴野外獲得的，加劇了物種的野外生存壓力。部分物種人工繁育技術成熟或基本成熟，但養殖成本高，有套取捕捉野生資源獲利嫌疑，如斑鳩、觀賞鳥、棘胸蛙等。
云南省人工繁育野生動物產業評估結果顯示，穿山甲、猛禽由于技術不成熟，早就被列入“建議關停”類。小靈貓、椰子貍、林麝、斑羚、狍、蛇類、大天鵝等多個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被列為限制發展和審慎發展類，但產業規模依然不小。
肖軍等專家的調查還發現，云南相關管理部門管理粗放，監管不到位。監管部門對于養殖企業的數量不清，養殖具體物種、數量不清，養殖現況不清。有的審批過程不嚴謹，越級審批;有的未能確定物種導致錯批;有的名稱含糊籠統，不知具體養的是什么。
肖軍說，目前人工繁育產業行政許可與人工繁育產業管理政策相矛盾，也就是“你先養，回頭我們再來看看能不能養”，此項管理弊病頗大。另外，人工繁育場所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監測工作是疫源疫病監測的一項重要內容，目前各地皆未重視。調查中甚至發現在候鳥遷徙的重要鳥區建有候鳥養殖場。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人工繁育野生動物管理粗放、監管不到位的問題，在很多地方都存在。
貴州省余慶縣檢察院近期調查了轄區內40戶野生動物人工養殖場，涉及野生動物25765只(頭)，發現僅有少部分養殖戶辦理備案手續，其余單位和個人均未辦理相關馴養繁殖手續。而余慶縣野生動物保護部門作為野生動物法定保護部門，未及時對野生動物人工繁育情況履行監督管理職責。有的地方人工繁育許可證一發了之。
據貴州日報3月2日報道，2月28日到3月1日，國家林草局貴陽專員辦、貴州省林業局組成的調研組在黔南州荔波縣等地調研時，當地政府承認，在野生動物繁育產業發展過程中，管理檢驗檢疫等方面的確存在滯后和有失規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