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難了。”這句網絡流行語對畢業留學生而言，是個貼切的形容。據媒體報道，近10年來我國留學歸國人數平均增長率為24%。2018年，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達到66.21萬人，而留學歸國人數達到51.9萬人次。
可是，隨著越來越多的留學生歸國，他們在就業上卻遇到了不少尷尬，比如與國內高校不同步的畢業時間，海外高校的招聘信息差異，身在國外而無法及時跟進國內的招聘流程等。
作為一名曾經的留學生，筆者和身邊的朋友都經歷過這一“就業時差”，我們把它總結為四大尷尬：時間尷尬、經驗尷尬、選擇權尷尬和信息不對稱的尷尬。而這些尷尬，常常會造成“趕場式”留學，也壓縮著留學生輾轉騰挪的空間。
對于時間尷尬來說，其實不僅僅是留學生畢業時間與招聘時間錯位的問題，更多的還是“應屆生”身份所帶來的緊迫感。由于平日學業緊張，不少同學都希望在畢業后“慢就業”，在國外實習、工作，積累一些工作經驗后再回國。可是，“應屆生”的身份卻不等人。雖然理論上并不對留學生進行應屆、非應屆的區分，但許多用人單位會對招聘留學生的畢業時間加以限制，成為事實上的“留學應屆生”。
更重要的是，與“留學應屆生”這一身份息息相關的，是相關的落戶政策。例如，北京和上海的留學落戶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對畢業時間、回國時間等條件加以限制。對于留學生來說，回國后的首次就業是辦理就業落戶的最佳時機。隨著一些一線城市落戶政策的收緊，不少留學生只能選擇盡快回國。
與國內的應屆生相比，留學生也常常會形成“實習經驗洼地”。當國內的小伙伴手握各種大廠的offer(錄用信)時，留學生卻常常得不到這種“近水樓臺先得月”的便利。一方面，留學生常常會面臨高強度的學習壓力。國外許多高校都秉持著寬進嚴出的原則，陌生的語言和生活環境也考驗著留學生的適應能力。筆者認識的一位同學因保持著全A的學習成績和兩份同期實習而被奉為“神人”，可代價卻是每天八杯咖啡和三四個小時的睡眠。另一方面，初來乍到的留學生往往缺少當地人脈資源，而當慢慢熟知環境之后，又很快到了畢業時間。
此外，留學生還要面臨著是否留在國外的選擇權尷尬。以美國研究生為例，留學生畢業后通常可申請為期一年的OPT期(專業實習期)，在此期間可以在美國實習、尋找可以支持工作簽證的工作，而這一年往往又是在國內應聘的黃金時間。因此，對于想同時在中美尋找工作機會的留學生來說，往往就會在畢業前夕面臨畢業論文和中美應聘的三重撞期壓力。有人可能會說，這種選擇未免有“騎墻派”之嫌。可是問題在于，理性選擇的前提在于對雙方環境的基本了解，體驗過國外的就業環境其實可以幫助留學生更好地進行就業選擇。
與國內“春招”“秋招”季密密麻麻的招聘信息相比，留學生也面臨著一層信息不對稱的尷尬。相比國外，國內很多校招和就業宣講會內容都會更為全面，涉及行業和單位所屬性質也會更加豐富。而參與國外校招的單位往往同質性較強，以國際化程度較高的互聯網公司和跨國公司為主。這對于學習STEM專業(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同學當然利好，可是卻限制了不少文科類學生的選擇權。
其實，留學的意義絕不只是拿到一個文憑，而更多的是視野的拓寬和視角的轉換，這樣的經驗需要時間的積累和發酵。可是若一味地被“留學時差”推進著流程，就必然會錯失和消解那份最寶貴的留學價值。因此，針對留學生的特殊狀況，給他們一段優雅的畢業緩沖期，也許會讓留學生的價值更加充分地釋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