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只是把“返鄉體”當作一種文以載道、抒發鄉愁的文體，那么任由情緒的宣泄和流淌，大可見怪不怪。如果我們要把它認真地當作反映鄉村社會現實的文體，那么它除了情懷之外，還需要有更多的數據支撐、更科學的調查設計和更廣泛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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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王磊光博士《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近年情更怯,春節回家看什么》和2016年春節前夕黃燈博士《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之后，以春節返鄉題材為主的“返鄉體”寫作，逐漸成為每年此際輿論場必不可少的標準配置。
“返鄉體”能夠走紅的原因或有很多，但主要的無非是供需兩個方面。從“供給側”的角度看，人口流動大背景下城鄉社會的劇烈變遷，給具有相當規模、橫跨城鄉兩個區域和擁有多地生活經驗的青年知識群體(主要是80后和部分90后)，造成直觀而持久的視覺沖擊和精神體驗，這是他們動筆記錄下自己觀察和思考的主要動力。從“需求側”的角度看，基本物質需要得到滿足之后的人們，也日益增長著對于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就是其中之一。為都市喧囂和油膩生活感到煩躁的人們，對于那種“我手寫我口”“所見即所得”的明朗快意、清新寫實的田園文風，也有一種久違的天然親近感。此外，從傳播媒介自身的特點來看，春節檔恰恰是媒體議程設置相對寬松的空檔期，更是風土人情、民生民俗這類平日很難搶到“C位”的軟性話題大顯身手的絕佳時機。
我們可以把“返鄉體”寫作的出現和走紅，放置于上世紀末“三農問題”浮出水面，本世紀初出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鄉村”的呼聲，乃至于從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精準脫貧直至鄉村振興的一系列連續性的政策轉向和制度安排這個序列之中。其本質，都是在快速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的歷史進程中，對于農業農村現代化和農村農民主體地位越發清晰和自覺的反映。因此它在總體上是一個值得肯定的現象。
“返鄉體”的創作主體是青年學者、媒體從業者、大學生，他們回到闊別許久的家鄉，生發近鄉情怯的鄉愁，再自然不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但調查個案的科學性和代表性，也值得探討。
11年前，我在讀博期間參加了學校組織的首屆“千村調查”暑期社會實踐活動，參加者都返回自己的家鄉，調查當地改革開放30年農村基本狀況。返鄉的好處在于，生于斯長于斯，熟悉鄉土人情，能夠很快融入，但問題也恰在于此，天然的便利容易讓調查者過于依賴和輕信個別熟人的口耳相傳，疏于深入和廣泛的訪談、細致和縝密的判斷。最終就容易習以為常、習焉不察，從隨意的“全稱判斷”直通“地域黑”陷阱，犯以偏概全的毛病。從第五年開始，學校在返鄉調查的基礎上，在每個省份補充設置固定調查點，鼓勵師生以研究團隊的形式，前往非自己家鄉所在地開展調查。連續11年的結果顯示，定點調查的效果、質量和數據的連續性都要好于返鄉調查。
調查和訪談當然有技巧，但首先還是一個融入的姿態問題。如果沒有一定時間的共同生活經歷，即便是土生土長的“土著”，也未必能夠得到鄉里鄉親“掏心窩子”的對待。我常跟學生講我工作后和同事第一次駐村調查時所做的“無用功”：在農民家里住到第三天的時候，早上端著牙缸出來刷牙時看到第一天訪談過的村民，他驚訝地過來問，你們怎么還沒走?我們說，本來就是要住在這里調查20天的啊。這時他又笑嘻嘻地說，那我重新跟你們聊，我第一天跟你們講的不對。這才真正打開話匣子。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調查重要，但是調查的時候也要動腦子，不能聽風就是雨。找到一個對村里各方面人和事都了如指掌的“明白人”，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依賴于“明白人”。陳云同志的“十五字訣”很值得參考：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必須反復求證、多方印證，完成一張拼圖、一盤大棋。
比如，有一年在上海松江駐村調查，跟一位熟知村情的老者聊了一整天，基本勾勒出村莊人戶分離的基本圖譜。但我們仍然花了幾個晚上，每天晚上按圖索驥地邊沿著村莊的四至散步，邊核對到底有幾家燈火通明、幾家人去樓空，最終才得到一個相對靠譜的結論。
再比如，我在云南掛職扶貧初期，帶著先入為主的印象，認為鄉村小學(這里指的是除“中心校”之外的小規模村小)的問題和困難比較多。然而去了很多學校之后才發現，恰恰是這些小規模的村小“船小好掉頭”，扁平化的管理結構和充滿活力的校園氛圍，讓我改變了原有的刻板印象。這樣說絕非有意遮蔽有問題的一面，而是說我們的調查必須盡可能全面，以求經得起檢驗。
如果我們只是把“返鄉體”當作一種文以載道、抒發鄉愁的文體，那么任由情緒的宣泄和流淌，大可見怪不怪。如果我們要把它認真地當作反映鄉村社會現實的文體，那么它除了情懷之外，還需要有更多的數據支撐、更科學的調查設計和更廣泛的代表性。唯其如此，我們方能在田野村落中，腳踩鄉間泥土，讀懂真實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