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路上，總有路人多瞄卿靜文幾眼——這個模樣乖巧，妝容得體的年輕女孩兒，走起路來顯得有些生硬。實際上，右腿高位截肢，左腿重度傷病，現在這般已經是她最好的狀態了。2018年伊始，卿靜文報考了駕校，3月24日，她第一次駕車練習，每個環節都很順利，女孩兒喜出望外，“活著真好。”
滿足和幸福，就像她當初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領取第一份工資，以及登頂黃山一樣。
這個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失去右腿的女孩，用了近十年的時間，戰病痛、斗心魔，終于成長為完整的生命，活成普通人的模樣。
總之，生活告訴卿靜文，從災難中幸運活下來，就意味著無數幸福的可能。
十年前
她像廢墟里的一道光
她的堅強與善良，在那時就如同廢墟里的一道光亮，感染著他人。2008年6月，卿靜文被評為“全國抗震救災英雄少年”。
2008年5月12日14時，德陽市漢旺鎮東汽中學教學樓里，一樓走廊盡頭的階梯教室偶有器皿碰撞聲傳出，17歲的卿靜文所在高一2班的化學課正如常進行。
14時28分，頭頂的樓板突然發出轟隆聲，卿靜文感覺“像樓上的人在拖桌椅板凳”。但轉瞬，室內塵土飛揚。化學老師跌跌撞撞沖到門口，驚恐著回頭，想喊的“跑”字還沒傳出，已經被淹沒在塌樓聲、驚呼聲中。
短短數秒，卿靜文回過神時，支離破碎的鋼筋水泥已把她困牢，蜷縮的身體被擠壓得無法動彈。地震了，這是女孩兒過去只在課本中看過的詞。
掙扎著，她試圖把深埋的頭從令人窒息的廢墟中抬起來，“可能是余震，有一刻突然感覺壓在肩背上的東西輕了，我就使勁動，把頭望起來。”睜開雙眼，卻看不清四周，“黑壓壓的，只聽得到周圍全是人在哭，在喊。”
“感覺有人壓在我腿上，還有人在背后，在肩膀上面……”動彈不得的空間里，她察覺到另外四個人的存在。樓板塌了后，他們從樓上掉下。
不知過了多久，接連不斷的余震震開一道縫隙，一縷光線照進卿靜文被困的廢墟，她終于看清周圍的人，也明白最初的哭天喊地怎么就慢慢銷聲匿跡了，“我的左手，只能摸到一只沒有溫度的手，靠在右腿上的同學沒有呼吸了，左上方的人，臉色醬紫……”
“我居然一點也不害怕。”停頓片刻，卿靜文雙手捧著玻璃杯，眼神凝視，好像望見了十年前。沒有眼淚，沒有恐懼，救援人員發現被困的卿靜文時，她只是一臉木訥與茫然，“可能已經懵了吧。”一切發生得太快，卿靜文甚至來不及感受疼痛——埋在廢墟中的兩條腿都壓著斷裂的預制板，后來才知道，右腿已經被砸得脛骨斷裂，腳掌甚至折斷向后，“當時并沒有感覺到痛。”
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廢墟中的靈魂翻騰著天馬行空的美好。彼時，電影《長江七號》上映不久，卿靜文想起了影片中的“小七”，一個擁有起死回生特異功能的精靈。“當時我就想，‘小七’不是能把所有東西都修復成新的么，也許它能到我們學校，把一切都變回原樣。”
17歲少女滿懷希望地支撐著自己，也感染著他人。救援隊和醫療隊在實施救援的過程中，曾聽到廢墟底下傳出手機鈴聲，也聽到卿靜文把鼓勵的話講給周圍的同學聽，她甚至對探頭進廢墟救援的人說：“叔叔，這里太危險，你們快出去吧。”
他們把卿靜文叫做“手機女孩”，她的堅強與善良，在那時就如同廢墟里的一道光亮。2008年6月，卿靜文被評為“全國抗震救災英雄少年”。
十年間她在截肢磨難中成長
自卑開始籠罩，卿靜文快放棄自己時，遇難同學媽媽電話中叫她“好好活著”的話，給了她重生的力量。
埋了80多個小時后，卿靜文終于被救脫身。被抬上擔架時，醫護人員讓提供父母的聯系方式，她卻執拗地給了一個堂姐的電話。“當時想，自己已經被救起來了，應該沒什么大問題了，通知父母的話還要讓他們擔心。”彼時，卿靜文的父母卿立齊和魏鳳平在沿海城市務工。
5月15日清晨，醫護人員撥通她堂姐的電話那刻，魏鳳平恰好在旁邊。早在前一夜，她已經跑遍德陽市大大小小所有醫院，試圖找到女兒。父母沖到身邊時，卿靜文只聽得他們都在哭，而不能立刻見光的她則眼蒙著黑布。
“媽媽，我好幸運哦，他們都不在了，就我活著。”卿靜文握著媽媽的手，說了第一句話。魏鳳平無法回應，眼淚更加止不住。
很快，醫生來了，不一會兒，卿靜文清清楚楚只聽到媽媽的嚎啕大哭——夫妻倆求著醫生，不要截肢，救救女兒的腿。卿靜文依然呆呆躺著，沒有眼淚，“不能理解，截肢是什么意思。”
5月15日當天，醫生給她做了高位截肢手術，卿靜文沒了右腿。第二天，她才有機會看清自己的褲腿，原來這就是截肢，這時醫生又來了，“另外一條腿受傷情況很嚴重，還得截!”
“哇……”卿靜文哭得嘶聲力竭，這是地震發生后，她第一次用眼淚宣泄情緒。父母拽著醫生，苦苦哀求，請保住女兒僅有的一條腿。在醫生的建議下，卿靜文轉院到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進行保腿的治療。回憶起來，她覺得那是比在廢墟下還要深刻的日子——為了保住左腿，除了頻繁的手術外，隨時要清理創口的爛肉，那種蝕骨的疼痛，終日折磨著她。
對抗疼痛成了生活最主要的事情，卿靜文無暇審視變化的身體，無暇思考未來，直到6月下旬的某天。長達一個多月不能坐立的她竟能勉強坐立起來，卿立齊樂壞了，提出下樓轉轉。坐在輪椅上，卿靜文被父親推到了樓下的綠化帶，但還沒來得及感知陽光的溫暖，心卻陡然跌落到冰點——她這才發現周圍人都好好的，只有自己是異類，沒了腿的“怪物”。
自卑開始籠罩卿靜文，她沮喪，氣餒，應付康復治療，甚至把媽媽遞過來的義肢狠狠摔在地上，“根本不相信，靠假肢能重新走路。”
直到一天，卿靜文的電話響了。“你是小軍(化名)的同學嗎?”電話那頭，一個陌生中年女人的聲音，有些疲憊和膽怯。高中一年級，小軍的座位在卿靜文前面。“我是他的媽媽，我看他的電話里，存著你的號碼，所以試一試。”女人愈漸悲傷，“你和小軍關系很好吧，你活著就好，要好好活著……”她聽得清對方的哽咽。
地震時，小軍沒能躲過致命的那塊樓板，媽媽只在廢墟里刨出了他的手機。“她把手機通訊錄上的每個電話都打了，想知道我們還在不在，鼓勵我們好好活。”
卿靜文想起了更多。困在廢墟中時，曾有個好朋友的媽媽來看自己，說著同樣的話，“堅持，好好活著。”那是一個絕望的母親，剛剛失去了女兒。“高中入學第一天我倆就認識了，也認識了她的媽媽，我們兩個關系很好，常常被誤認為是雙胞胎……”
十年間，熬過1次截肢，13次左腿手術，還有從未間斷的康復訓練，人在磨難中成長，心在痛苦中堅硬。坐在成都街頭的一家西餐廳，過往的點滴，在她手中的刀叉間來來回回，似乎已經沒有細節，卻能重新激起心中漣漪，抑或悲切。
十年后她活出了幸福的模樣
撕下親手貼在身上的“怪物”標簽，她跟自己和解，“哪怕不能替代同學，為了他們的父母也要活下去，并且要活出自己的意義。”
把自己丟進平常人的生活，是卿靜文努力了近10年的結果，她成功撕下親手貼在身上的“怪物”標簽。
曾有一人問她，“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孩用著假肢，你會看她嗎?”“嗯……會，”“為什么呢?”“因為好奇吧，”“看吧，那不就得了，別人看你，可能也只是好奇，沒有歧視。”終于，她跟自己和解，“哪怕不能替代同學，為了他們的父母也要活下去，并且要活出自己的意義。”
她意識到，弄清活著的意義，有的痛也就熬過來了。
2010年，卿靜文選擇保送四川大學，入學前的一個月，她第一次主動拿起義肢。那是另一種疼痛，繞著醫院住院樓走一圈，她需要2個小時，衣服里里外外全部濕透。她迫切希望在大學的校園里，能夠撒開父母的雙手，讓他們卸下疲憊。
“學校和同學都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十年間，卿靜文淡忘了傷痛，銘記著幫助，用她認可方式回饋社會的關注——她從不拒絕站上講臺的邀請，把地震中的經歷無數次復述。
2010年在香港，她正趕往一場分享會現場，半路遇上交通管制。“后來才知道，因為有個女孩兒跳樓自殺了。”卿靜文露出少有的感慨，“生命不應該這么脆弱的。如果我的經歷能夠喚起人對生命的重視，很愿意分享。”
一方面，卿靜文不斷把聽眾帶回過去，把曾經的悲痛反復咀嚼;另一方面，她鉚足勁把生活推向平平凡凡，甚至有意疏遠曾經的同學，也盡量不回到那個頃刻埋葬了無數同學的老地方。
直到2013年，她在地震后第一次回到曾經的高中學校，去看望永遠留在那兒的同學。心中五味雜陳，翻騰得最厲害的還是感念自己活著，“比起躺在那里的他們，自己有幸能經歷疼痛，也能感知幸福。”
從那一年起，卿靜文定下生活的挑戰目標，從出游開始。2014年她去了九寨溝，靠假肢和重傷的左腿，竟然成功出行。她終于重新觸摸到，正常人的生活，“哪怕我殘疾了，原來也是可以這樣活著。”2016年卿靜文甚至登頂了黃山。
2015年畢業后，卿靜文在成都找到工作，成為一名平面設計師。拿到第一份工資時，女孩兒畢生難忘，“我也能靠自己養活自己了。”于她而言，這一刻徹底甩掉自卑的包袱。后來，她也換工作，尋找著最合適的平臺，但從不考慮換城市。這是當初選擇大學時，她已經做好的規劃。在她看來，這是與父母最好的距離。
很難說，是不是因為在地震中經歷過生死，這個向往自由的90后女孩兒才對父母格外依戀，但可以肯定的是，地震讓她重新認識了生命，和生命中的人。
“媽，我覺得好幸福。”某天，一家三口正在沙發上看電視，卿靜文突然冒出一句。鄭重其事的模樣讓媽媽傻了眼，“什么啊?”“女兒是說，她覺得現在的生活很幸福，我也覺得很幸福。”爸爸卿立齊立刻接上話，笑得格外滿足。(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李媛莉實習生劉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