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很多互聯網大廠的經濟效益不好，程序員首當其沖，成為了被裁員的對象。之前看到有一種說法，35歲是程序員的一道門檻，一旦過了這個年齡，就會被公司自動劃到老員工的隊伍里，每當進入經濟下行期，就會在時代的浪潮下第一批被淘汰。
(資料圖)
關于失業的話題沒有持續太久，很快，大家又回到歡快的主題上，好像什么也沒有發生過。就好像今年度的脫口秀大會上，呼蘭說的一句話：“說了這么多呢，其實什么都沒說，就像過去這一年發生了很多事情，其實啥也沒發生。”
大家原本以為打拼奮斗了多年的職場，是我們居住在大城市中收入和安全感的來源，可是不曾想到，突然有一天會被公司勸退，失去了工作的一瞬間，房貸、老人、二孩、伴侶的壓力紛至沓來，沉重無比。
當離開了自己熟悉的崗位，人們一開始總是會雄心勃勃地希望再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重新找回自己的榮光。但我們真的可以做到嗎？真的是只要擁有一技之長就可以順利再就業嗎？這些問題并沒有確定的答案。也許努力真的會有收獲，但《失業白領的職場漂流》這一本書卻提示我們，我們一旦失業，等待我們的，很可能是更加下沉的人生。
講述 | 嚴飛
來源 | 看理想App 《階層固化與流動》
01.
失業白領的破碎“美國夢”
《失業白領的職場漂流》的作者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是一位視角尖銳、行文潑辣的美國調查記者和作家。她的尖銳和潑辣，來源于她對于社會群像細致而入微的觀察，以及第一手的在場式寫作。
在她上一部作品《我在底層的生活》（Nickel and Dimed: Undercover in Low-wage USA）中，為了揭示美國藍領階層（working poor）的生活真貌，芭芭拉刻意隱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去應征服務員、清潔女工、看護、收銀員等職位，來借此觀察、體驗美國底層低薪人士如何掙扎求生。
而在創作《失業白領的職場漂流》這本書期間，芭芭拉再一次臥底，化身為一位失業的白領，記錄了自己一年中努力試圖找到一份享有中產階級薪水與福利的工作，卻慘遭失敗的經歷。藉由這段親身的體驗，芭芭拉帶領我們探究了美國白領階層向下流動的真實情況。
這本書的英文版出版于2006年，出版之后，立即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中文版的出版距離作者的調研寫作時間已過去十多年，這期間世界經歷了金融危機的考驗，國際政壇更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增長和結構也產生了新的方向，再加上疫情對經濟的沖擊等等，整體環境已經與當時大不相同。
然而，作者在書中提到的諸多問題，比如，年齡歧視、工時過長、失業白領再就業的困境等等，依然存在于今天的社會之中，特別是我們每天工作的職場上。
在書中，芭芭拉呈現了一幕幕無奈而又殘酷的現實問題：很多四五十歲的中年白領，曾經在企業里擔任中層職位，勤勤懇懇地為公司奉獻自己的才智，終日加班、全力以赴，身心負荷達到極限……即使是這樣的節奏也并不能讓這些白領換來一份穩定的工作，不得不接受再就業困難所帶來的生活質量下行。
他們原來還拿著一年六位數的工資，一旦失業，只能再領取幾個月的失業補助，然后就得依靠自己的積蓄再支撐一年半載——這期間，車貸、房貸、子女的學費還需照樣支付。
但如果在這段緩沖期中，仍然沒有辦法找到一份可以爬回原來高度的工作，那家庭生活的各方面就會陷入窘境。比如，醫療保險無著落，失業者不得不自己支付比較高昂的保險。另外，現在的就業市場對職業履歷中的空隙十分無情，失業的時間越久，在就業市場的競爭中就越處于劣勢。
綜合各種因素，芭芭拉發現工作難找并不能簡單地歸因為自己不夠努力。在這一年的求職歷程中，她可謂運用了一切可以想到的辦法，希望通過這些方式從頭到尾地改變自己。
誠如作者在書中坦言：為了再次就業，“我至少讀了十本談如何社交、如何面試、如何自我推銷的書。沒錯，我可以付4000美元給像麥卡錫這種公司來改善自己，讓他們帶領我進入他們的關系人脈里。然而，我已經花了6000多美元在各個教練、旅行、訓練及社交課程、書籍上，還有在‘精英’或‘VIP’級求職網站求得一席之地。如果這世上還有完全不同的求職方法，我遇到的所有求職者似乎都不知道呢。”
然而，即使付出了這么多金錢和精力上的努力，她也始終沒能找到一份理想且適合的工作。
02.
阻礙白領階層求職成功的因素究竟在哪里？
對此，作者做了回顧和反思。其中一個對求職者非常不利，卻無法改變的因素，就是年齡。作者在書中犀利地引用了一位華爾街雇主的原話：“假如年過40歲，雇主會認為你不再用大腦思考了。過了50歲，他們就認為你已經油盡燈枯了。”
對于年齡的歧視已經成為了求職勁敵之一。年齡越大，就意味著經驗越豐富、資歷越深，所期望的薪資水平也就越高，而同時，轉型到新的部門和崗位、拓展新領域的可能性也相應降低。現在很多企業寧可選擇便宜的價格進行外包服務，也不愿意雇傭有經驗的中高齡正式員工，因為后者往往需要付出更高的工資。
另一方面，芭芭拉發現，除了醫生、律師、大學教授等有專業組織作后盾，或是那些有執照和受到認證的職業，大多數白領的崗位因為缺乏一套透明化的評價機制來評鑒他們的工作表現，所以也不能保護他們免于被隨意開除的命運。
最殘酷的是，在職業道路上的成敗與否似乎和個人的成就并沒有太大的關系。比如，有些失業者是在整體經濟下行的背景中，大幅裁員后的無辜受害者，有些則明明正處于職業生涯的上升期卻突然遭遇解雇。能夠提供終生職位給白領階層員工的職業，已經是上個世代的事情了。即使白領對于CEO、COO、CFO這些“C”字輩的高級管理人表達完全的忠誠，也并不能夠得到可靠的回報。
對于企業的發展策略，芭芭拉也指出，有些企業為了在市場上立于不敗之地、追求利潤最大化，會將員工看作是巨大機器上的零配件，而把人性和道德觀念丟棄在一旁。
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和哲學家齊美爾有句名言：“金錢只是通向最終價值的橋梁，而人是無法棲居在橋梁之上的。”金錢超越了所有具體事物，顯得可以調解一切生活矛盾。人們相信金錢萬能，如同信賴上帝全能。
他曾經在《現代文化中的金錢》一文中指出，“通過金錢可以獲得的對象范圍大大增長，這使金錢獲得了中心的地位，它將光芒照射到現代生活的許多具體特征中。金錢使個體完全滿足自己愿望的機會近在咫尺，更加充滿誘惑。金錢在人和他的愿望之間插入一個中介階段，一種緩和機制。憑借金錢這種手段可以獲得數不勝數的其他東西，就使人們產生了這樣的幻想，好像我們比以往更容易獲取所有這些東西。”
這樣的幻想讓很多企業完全被金錢關系主導，改變了企業與雇員之間的相互依賴與聯結。在金錢關系的支配下，過去，企業把員工視為可培養與發展的長期資產，而現在則更多地是把員工視為應當縮減的短期開銷。一些企業對雇員完全沒有并肩作戰的情誼，認為員工不過是種“東西”，是生產方式中的一個變量，甚至是當盈虧數字不如意時可以丟棄的“東西”，而完全忽視了對于人性潛能的尊重。
經濟學中有一個“理性人假設”，它來源于古典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有關經濟人的論述：人類的行為都是理性和利己的，都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自由地追逐個人利益可以增進社會利益，實現社會的平衡。整個經濟學的大廈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假設基礎之上的。
對此，芭芭拉直言不諱地指出，對于企業來說，有兩種合法的賺錢途徑：增加銷售或削減開支。在經濟的考量下，很多CEO選擇了裁員，“人事精簡”可能多少都成為了取悅股東的例行常規，高級管理階層可能會通過削減他人的工作機會，來提升自己的薪水。過去幾年來，外包讓CEO們獲得了最大的報酬：服務型工作外包最多的50家美國公司，薪資增加的速度比其他沒有外包的公司快了5倍。
這無疑是企業追求極致效率的產物。這些身居公司高位的“理性人”以絕對的個人利益為前提，努力讓公司存活、經營下去，同時卻也讓無數職工丟了飯碗，失去了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亞當·斯密所設想的社會平衡，還能實現嗎？
03.
被動陷入生活的泥沼中
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失業白領重返崗位之路變得愈加舉步維艱。為了支撐家庭，他們有時候不得不先找一份兼職工作，賺取最基本的生活費。芭芭拉在書中就舉例，她認識一位由程序員失業轉為巴士司機的中年男子，他說，當一天工作10到14個小時下來，實在很難繼續再去尋找新的工作，每天所剩的時間和精力只夠啃一口漢堡而已。
其實，這樣的事情并不是只在美國發生。疫情的這三年里，很多中小微企業都受到巨大的影響。而對于身處其中的個體，職場壓力、行業競爭與日劇增，也讓很多人遭遇了相似的無奈境遇。
勉強維生的同時繼續在原先的行業求職，這種做法真的可行嗎？事實上，離開原先工作行業的時間越久，找到合適工作的機會就越小。那些像服務生、銷售助理、巴士司機之類的工作，雖然可以填補簡歷的空窗期，但一旦掉進這些低薪的謀生工作的陷阱里，那么長期滯留在“過渡地帶”的概率就會很大，求生的掙扎已經讓這些失業人員顧不上自我技能的提升。長此以往，他們便只是機械麻木和日復一日地上工、放工，倒頭就睡。
當讀完芭芭拉的調查和苦口婆心的解釋之后，我們就會明白，他們并不是主動選擇向下流動的生活，而是被動地陷入到生活的泥沼中。
有趣的是，這本書的副標題恰好就叫：對美國夢的（無效）追求（The (Futile) Pursuit of the American Dream）。對于那些積極找尋工作的白領們來說，美國夢就是希望通過努力工作來獲得安逸的物質生活作為報償。長期以來，無論在影視作品還是現實生活中，美國夢給了普通民眾一個“機會平等”的美好期許——不論膚色、出生、階級，只要你愿意努力，就一定會實現人生的飛躍和成功。
然而事實上，在今天的職場環境里，即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多數人的工資也根本不能和付出的辛勤勞動成正比。《下沉年代》告訴我們，美國夢正在逐漸衰落中，社會的貧富差距愈發擴大，階級壁壘日益森嚴，社會分化也越加嚴重。
在如今的社會當中，跨階級的婚姻越來越少，孩子努力的天花板取決于父母的階層，奮斗可能并不會改變階層的流動。而這些大環境的變化，也深刻影響著《失業白領的職場漂流》中每個人的職業選擇和前景。
對于美國夢的向往與追求，最后得到的卻是一場辛酸的苦痛，這更像是對于現實世界的一種反諷。從“失業白領”這個話題展開，我們跟著芭芭拉的腳步一起去探尋求職者的夢想與掙扎，就會發現結構性的社會不平等所導致的求職困境，美國夢已碎。
“如果有任何人能夠為美國夢的消失做可靠見證的話，那就是失業白領——‘按部就班’‘凡事做對’的那些人，結果還是淪落到衰敗的地步。”
04.
需要一個具有確定性的社會
在這里，我還想再介紹另一本主題相似的書，美國作家阿莉莎·夸特撰寫的《夾縫生存》。這本書從另一個角度真切描述了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如今所呈現出的一言難盡的真實境況：社會保障越發薄弱，生育成本不斷上漲，懷孕歧視和性別歧視隨處可見，中年失業已經成為一種常態，越來越多的白領難以擁有正常的工作時間，更別提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失業白領漂流記》和《夾縫生存》這兩本書告訴我們，失業，不是因為我們不夠努力，而是結構性的不平等所導致的。隨著美國去工業化的腳步加速，實體經濟逐步讓位于占據優勢的金融業和服務業，越來越多人難以真正享受到經濟成果所帶來的利好。
當傳統行業被挑戰，失業潮來襲，更多人無法充分就業，只能過著順流而下的生活，甚至淪落到衰敗的地步。失業者要想改變這一切，從孤獨的絕望中離開，需要的不僅僅是正視現實的心理，還有破除諸多無形社會壁壘的勇氣。
那么，一個社會應該怎樣做才能破除這個困境？既然失業是一種結構性的困境，那我們就應該從結構性層面進行深度反思。以下三方面措施，或許能從社會結構的視角帶來一些啟發。
第一，繼續保持社會向上流動通道，讓整個社會有種能向上流動的預判，給予更多的確定性，最終發展成橄欖型社會。譬如說，在制度層面推動終身學習，打破傳統認知里的那種到了多大的年齡就不再適合回到學校再去學習的舊觀念。
同時大力拓展有針對性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目前職業教育在供給端和需求端并不十分匹配，供給端會認為，白領只有跳操瘦身的需求，并沒有行業技能培訓的需求，從而導致人們真正有需求的技能提升領域不太容易尋找到對口的職業技能培訓。很多求職者只能在網上進行盲目的搜索，而缺乏制度性的引導和推薦。
第二，在社會福利、公共服務體系上提供更多的社會保障。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從事零工經濟，零工經濟時代最大的問題是一位求職者或者打工人在不同企業、不同公司通過靈活用工來掙生活費，但他的五險一金到底該由哪家公司出？這方面的社會保障體系現在還沒完全跟進，要把它做得非常扎實，才能保障越來越多從事零工經濟的人，享受到基本的公共福利兜底服務。
第三，應該有更多的社會組織和公益慈善機構去關心失業群體，提供一些職業技能培訓，給予他們心理幫助、家庭關愛。失業必然會帶來巨大的心態失衡，其中涉及如何處理夫妻關系、如何進行心理調節等多方面問題。這些幫助不僅需要政府，也需要市場和社會共同參與，通過多方力量去緩解、推動失業帶來的問題。
面對失業白領的困境，個體層面的努力或許只是杯水車薪，但希望在社會層面的聚焦和行動幫助下，越來越多的失業白領能夠開辟自己的道路，不再僅僅只是懷抱著一份希望不斷去尋找下一份體面的工作，卻又常常因為不斷碰壁而悵然若失，乃至在再就業的道路上不斷漂流，看不到終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