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也就是上上個壬寅年，大清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公元1902年2月24日），有4位正在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留學的前北洋大學堂學生，聯名給該學堂的創辦者、將他們派遣到美國留學的時任清政府會辦商務大臣盛宣懷寫了一封信，向其抱怨伯克利大學的辦學水平不夠高，并請求轉學到美國東部地區的其他著名大學去。
若是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封信的內容簡直令人瞠目結舌——剛剛建校沒幾年（在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時已被迫停辦，1903年才得以復校）的中國第一所現代公立大學的學生，居然會如此看不起一所已經建校數十年之久的美國大學（如今可是世界級的著名大學）？！他們的這番近乎狂妄的高度“學術自信”與心理底氣，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
中國最早的兩所現代公立大學——北洋大學堂與南洋公學的創辦者盛宣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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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公號：聽松廬
話，還得從頭說起。1895年秋，在剛剛經歷了甲午戰爭的恥辱性慘敗之后，為明恥圖強，興學救國，時任津海關道盛宣懷在美國駐天津副領事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的幫助下，創辦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所現代公立大學——北洋大學堂。
該學堂分為頭等學堂（相當于今天的大學本科）和二等學堂（相當于大學預科）兩級，其中頭等學堂設有工程學（土木）、礦務學、機器學（機械）、律例學（法學）4門學科專業，在全國首開高等工程教育與法學高等專業教育之先河。
對于北洋大學堂頭等學堂學生四年修業期滿畢業后的前途去向，盛宣懷從一開始就作出了這樣的規劃——“準給考單，挑選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歷練，或酌量委派洋務職事”。不過，到了1898年9月，當頭等學堂的首批學生讀到三年級時，盛宣懷便指令該學堂從一、二、三年級學生中各挑選1人赴日本留學。
1899年春，北洋大學堂將頭等學堂“工程生”黎科（當時已升入四年級）與“律例生”張煜全（三年級）、王建祖（二年級）3人以及二等學堂學生張奎、金邦平、周祖培3人派往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留學，此舉可謂開中國大學在校本科生及預科生出國留學之先河。
根據日本文部省與東京帝國大學方面的一份文件記載，黎科“為天津大學一級生”，張煜全、王建祖、周祖培均為“二級生”，張奎為“四級生”，金邦平為“預備校一級生”，也就是說，周祖培與張奎這兩位北洋大學堂的預科生，甚至被東京帝國大學認為已經具有本科生的水平與程度，由此充分可見這所日本最高學府對北洋大學堂教學水平的高度肯定。
1900年初，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裕祿為北洋大學堂首位畢業生王寵惠頒發的“欽字第一號”“考憑”，是為有史以來由中國政府頒發的第一張大學本科畢業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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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底，在北洋大學堂首屆畢業生行將產生之際，學堂總教習丁家立便按照盛宣懷的指令，提出每年派遣10名學生分別前往英、美兩國留學，但一時未能實現。1900年夏，隨著義和團運動的蔓延與八國聯軍的入侵，北洋大學堂被迫暫時停辦，廣大師生為躲避戰禍，紛紛逃離天津，其中有很多人南下來到上海，在同樣由盛宣懷一手創辦的中國第二所現代公立大學——南洋公學繼續就讀或任教。
1901年夏，盛宣懷決定與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東方語言文學講座教授傅蘭雅（John Fryer）合作，委托其帶領北洋大學堂的“畢業及頭等學生八名”赴該校留學。當時，盛宣懷還特別指出：“該學生學力足，逕進大書院者固善，倘其間有未能逕入者，須在外館暫行習讀，聽候補入?！?/p>
在此之前，北洋大學堂律例科畢業生薛頌瀛已于當年5月自費留美（后來轉為公費），該學堂前任算學教習陳錦濤，首屆畢業生王寵惠、王寵佑、胡棟朝，頭等學堂肄業生張煜全、嚴錦榮、吳烓靈7人于當年8月同時抵達美國舊金山，首屆畢業生陸耀庭則于當年12月最后一個抵達舊金山，先后進入加州伯克利大學學習。于是，北洋大學堂又開創了中國大學教師及本科畢業生出國留學之先河。
到了1902年2月24日，也就是這批北洋大學堂師生中的多數人入學加州伯克利大學大約半年之后，原在北洋大學堂學習“律例”的張煜全、嚴錦榮、薛頌瀛、王寵惠等4名學生，聯名給盛宣懷寫了封信。這封信的原件現存于上海圖書館所藏盛宣懷檔案之中，曾由該館影印出版，現將其掃描圖像以及由筆者整理、標點、分段的全部文字內容分享如下：
圖源公號：聽松廬
杏蓀宮保閣下：
敬稟者，自頃得蒙曠典，奏派出洋，以資學習，感佩莫銘，他日稍有寸進，自當歸而效力，庶不負裁成之雅意，故有所言者，瀆陳于宮保之前，竊愿有以教之。
生等游學是邦，以商律、商務為?？?，卜忌利大學堂創辦伊始，學科多未完備，與美國東方各省所設諸學堂其程度相去甚遠。蓋卜忌利為美國西鄙，僻處一隅，誠如甘陜之于中國，不問而知其非求學之地矣。且美國東方為文學士夫、執政權要萃聚之所，美國學生非萬不得已，無在卜忌利肄業者，即傅蘭雅先生之子、家立君亦在東方學堂肄業?，F卜忌利學堂各教習，均在東方聘來，所用教科講義，盡是東方各學堂教師所著錄。古人所謂“立法夫上，僅得其中”，今肄業于下等之學級，而欲學問之上進也，蓋亦難矣。
生等頃在學堂中已居畢業之列，學堂所教授之書，類多在北洋大學堂時經已習聞，欲求新學，實無幾矣，若久居于此，亦徒縻國帑而負雅意耳。且卜忌利一省，美國新得于墨西哥者僅數十年，其留寓寓人俱開礦、種植諸工人居多，欲求識一美國碩學名望之博士而不可得，一旦歸國辦理交涉事宜，必不能措置裕如，蓋外交之事，必以識人多、交情深為第一義也。
若夫游學東方，一切費用與在卜忌利略同，所異者，東方最有名之大學堂，每年須加脩金百五十元，而卜忌利則無此例。卜忌利為加利寬尼省公立之大學，為養育一省人才而設，生等為異國人，難免脩金，他日畢業離校時，亦須饋贈禮物，以答厚意，則所費亦無異也。與其先后皆須脩金，曷若游學東方之為愈乎。
卜忌利學校中，工、礦二科實為美國超等之列，其余各科則自檜以下，無足道矣。今生等已分居于學堂各教習家中，不論游學何處，于傅蘭雅并無不便之處，而生等所費者，不過車費而已。為山九仞，無功虧于一簣；百尺竿頭，宜更進夫一步。是否有當，伏乞臺鑒，專此，敬請崇安。
游學生張煜全、嚴錦榮、薛頌瀛、王寵惠等叩稟
正月十七日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解讀一下這封信的具體內容。首先，他們四人向盛宣懷資送他們來美國學習表達了由衷的感激之情，以及學業有成后歸國效力的決心，但緊接著，他們就開始抱怨伯克利大學（當時的中譯名為“卜忌利大學堂”或“卜技利大書院”）的辦學水平比美國東部地區的很多著名大學相去甚遠。
在他們看來，美國東部才是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的匯聚之地，而伯克利大學所在的加利福尼亞州則偏居西部邊陲，在當時如同中國西北的陜、甘等省一樣，絕非求學之地。美國本國的學生若非萬不得已，是不會選擇去伯克利大學讀書的，比如帶他們來美國留學的傅蘭雅教授之子，以及北洋大學堂總教習丁家立，都是在美國東部的大學讀書的。
就伯克利大學本身而言，校中所有的教師都來自美國東部，所用的教科書也都是東部大學的教師所編寫的，整個學校只有工、礦二科在美國居于領先地位，但其他學科則水平低下，微不足道。因此，如果繼續在伯克利這種辦學水平相對較低的大學里學習，學業的進步顯然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
如前所述，一開始，盛宣懷還擔心這批學生的“學力”不足以直接進入伯克利大學學習，甚至還作好了讓他們“在外館暫行習讀，聽候補入”的兩手準備。然而，后來的事實充分證明，盛宣懷的這番擔心完全就是多余的——他們剛剛入學沒多久，就已經是畢業生的水平了！不僅如此，該校所開設的課程，他們在北洋大學堂讀書時大多數都已經學習過了，在這里已經很難學習到新的知識了，而只會白白浪費國家的財政開支，辜負了盛宣懷育才報國的美意。
他們還指出，伯克利所在的加利福尼亞州，美國從墨西哥手中奪來僅數十年，其人口多為開礦、種植的工人，在這里基本上結識不到什么學高名重的精英人士，也就無法在美國社會獲得深厚的人脈淵源，而這一點對于他們將來學成歸國后辦理外交事務也是相當不利的。
最后，就轉學的經濟成本而言，僅僅只會增加一點路費而已，而轉學到美國東部大學就讀之后，各方面的費用支出仍將與繼續留在伯克利大學學習相差無幾。
事實上，這幾位北洋“游學生”在伯克利大學極為優異的學業表現，充分證明了他們在這封信中并沒有吹牛。對此，《申報》曾兩次專門轉載海外中文媒體的報道——
中國多才
南洋新加坡《叻報》登美京友人來函云：美國卜技利大書院年試刻已揭曉，中國學生均列前茅，有陳錦濤者得超等者四藝，此外王寵佑得超等者三藝，王寵惠得超等者兩藝，又以陳共試六藝，四藝得列超等，兩藝得列特等，為合院二千五百余人所絕無僅有，人咸嘆中國人才迥超乎歐美焉。——《申報》，1902年8月31日
記中國游學生在美國考試事
香港《循環日報》云：美國大學堂每年分為兩期，每期例考一次，計分五等，間有數藝每年考一次者。中國前次派往之學生，已屆一年期滿，此次考試，得一等者九人，得中等者五六人，其余多列二三等。其中工程生胡朝棟〔棟朝〕習測量鐵路，所畫之圖獨冠全班，教師獎譽不止；陳錦濤習格致藝學，列入一等；吳桂靈習機器學，亦列前茅；王寵惠習律法學，王寵佑習礦學，嚴錦榮習政治學，均在一二等之列；惟張煜全尤為出色，于考試武備時，得有美國中衛之銜。按：學生得此銜者，不過得教習兵丁操練，然美人甚以為榮，因美國倘有戰務，必須得有此銜，方能督帶民兵，如無戰務時，亦當實任武職也。——《申報》，1903年3月31日
另外，當時的加州伯克利大學校長，還曾在學校的年度報告中高度稱贊這9名來自北洋大學堂的中國留學生“在大學里的表現極佳，他們優秀的才華和能力為他們贏得了師生們的尊敬和敬仰”。
但盡管如此，由于當時的加州伯克利大學實在無法滿足北洋大學堂的這些高才生們繼續深造的求知欲望，最終，除了薛頌瀛1人繼續留在該校完成學業、并于1903年獲得商貿學士學位后轉赴德國留學外，其余8人均在1902－1904年間先后轉入美國東部的幾所辦學水平更高的著名大學就讀，且均在很短的時間里先后獲得了博士或碩士學位。其具體情況如下：
王寵惠，1902年轉入耶魯大學，1903年獲法學碩士學位，1905年獲法學博士學位；
張煜全，1902年轉入耶魯大學，1903年獲法學學士學位，1904年獲法學碩士學位后繼續留校深造至1906年；
陳錦濤，1902年獲加州伯克利大學數學學士及碩士學位后轉入耶魯大學，1906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嚴錦榮，1902年轉入哥倫比亞大學，1905年獲政治學博士學位；
王寵佑，1903年獲加州伯克利大學礦學學士學位后轉入哥倫比亞大學，1904年獲礦學及地質學碩士學位后繼續留校深造，1906年赴歐洲留學，先后求學于英、法、德等國，后獲博士學位；
吳烓靈，1903年獲加州伯克利大學機械學士學位后轉入斯坦福大學，1904年又轉入康奈爾大學，1905年獲機械碩士學位；
胡棟朝，1904年轉入康奈爾大學，1905年獲土木工程碩士學位；
陸耀庭，1904年轉入康奈爾大學，1905年獲橋梁專業碩士學位。
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當王寵惠在耶魯大學以全專業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獲得法學碩士學位之時，恰逢梁啟超先生游歷至此，當時，梁啟超曾在其所著《新大陸游記》中充滿自豪地對其進行了高度的稱贊（可惜出現了一個小小的筆誤，把王寵惠的名字寫成了他的哥哥王寵佑）：
耶路為美國最著名之大學，吾國學生亦有三人在焉，曰陳君錦濤，曰王君寵佑〔惠〕，曰張君煜全，皆北洋大學堂官費生也……今年夏季卒業，其法律科，王君裒然為舉首，受卒業證書時，王君代表全校四千余人致答詞，實祖國第一名譽也。是次法律科第一名為黃種人，第二名為黑種人，第三名乃為白種人，各報紙競紀之，謂從來未有之異數云。
1928年的王寵惠，時任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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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初創時期的北洋大學堂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先后派遣到日本、美國留學的這些“游學生”，以他們在國外的若干著名大學繼續深造時的優異表現，為當時積貧積弱、長期落后的祖國爭得了極大的榮譽，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充分證明，北洋大學堂在建校伊始，其辦學水平便已基本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不知道我們今天的中國大學師生了解到上述史實之后，會作何感想？至少，在筆者看來，我國的現代高等教育在100多年前的初創階段居然就能達到如此高超的水平，取得如此優異的成就，實在令人無比驚異，并且由衷折服！對此，我們這些21世紀的當代大學師生在高度敬仰與深切緬懷之余，也應當努力追步先賢，精進不已，早日將本國的高等教育事業全面推進到世界一流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