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左瑋】
4月，一支由學生演繹的“反對校園欺凌舞蹈”在網絡引發熱議。廣泛關注的背后，是公眾對校園欺凌的擔憂和對解決之策的期待。
本文采寫的，正是這個沉重的話題。
父母、老師都勸他忍……
在部分家長的認知里，校園欺凌，是學校里“孩子們的小打小鬧”，其實遠不止于此。
《未成年人保護法》第130條提到“學生欺凌，是指發生在學生之間，一方蓄意或者惡意通過肢體、語言及網絡等手段實施欺壓、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傷害、財產損失或者精神損害的行為”。
在采訪中，王檢察官告訴我：“校園欺凌短期內會影響學習生活，長期則會導致抑郁、焦慮乃至自殺，負面影響也會隨著欺凌時間增加呈現滾雪球效應。”“還有另一種完全相反的極端情況——被欺凌者出現反社會行為和道德疏離——以暴制暴、混社會、欺凌他人等。”
2015年，王檢察官辦理了一個案件。小李是某中學的住宿生，因為矮小瘦弱，長期被宿舍其他三人欺負。
“他發現自己剛打滿的熱水忽然空了、晾曬的衣服莫名奇妙臟了，室友的冷嘲熱諷、拳打腳踢更是家常便飯。他給父母說，父母說同學是開玩笑的讓他忍一忍；給老師說，老師勸他學會與同學相處。”
最終，收假返校時，小李從家中偷拿了一把刀，在凌晨時分割向同學的脖子。
此類慘劇并非孤例，校園欺凌，影響的也遠不止被欺凌者。加害者居高臨下、從他人痛苦中獲得快感的行為，如果得不到及時制止矯治，往往遺禍無窮。
校園欺凌中，更多的是目睹欺凌現象的旁觀者。他們中部分會因為無法幫助受害者而產生內疚、惶恐，少部分則為了不被殃及加入欺凌行列。校園欺凌，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著學生的價值觀，讓他們開始對成年人及社會不信任，對規則和公平正義產生質疑……
一名女生遭遇同學煽打欺凌（新聞資料圖）
現狀如何？
2019至2020年，華中師范大學教育治理現代化課題組（以下簡稱課題組），在山東、廣東、湖南、湖北、廣西、四川等六省實地調研，樣本涵蓋東中西部地區130余所中小學的萬余名學生。
課題組調查顯示，校園欺凌的發生率為32.4%。其中，語言欺凌發生率17.4%、身體欺凌12.7%、社交欺凌10.5%、網絡欺凌6.8%。
如將這一結論與10年前一項涵蓋18省近18萬學生的調研數據相比，或與2017年中國應急管理學會校園安全專業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及2020年最高檢白皮書對比，可以發現校園欺凌和暴力犯罪已明顯下降。經分析，未成年人在校時間減少、法治校園和安全校園建設力度加大是重要因素。
雖總體呈下降趨勢，但發生率仍舊偏高。更讓人揪心的是，學生首次遭受欺凌后選擇“給父母說”和“給老師說”的比率僅為11.7%和14.3%，而“藏在心里”的學生再遭欺凌的概率為45.2%。這意味著，在成年人難以察覺的角落，很多孩子的傷口在進一步惡化。
校園欺凌為何成為頑疾？
多年前，我國關于青少年保護的法律中，未明確提出“校園欺凌”的問題。一方面，法律天生具有滯后性，另一方面，發生在封閉校園之中、未成年人之間的校園欺凌，確實存在“界定難、處理難、后續難”的現實困境。
校園欺凌，通常在學校最隱秘的角落、經某種沖突產生相應特征后才會轉化為顯性欺凌。由于此前沒有專門的界定標準，也難以進行評估監測——究竟是“校園欺凌”還是“社交沖突”，這使得成年人一時也難以分清。
“不管是社交沖突還是校園欺凌，涉事雙方均在未成年人雙向保護范圍之內，難以進行刑事或者行政處罰，只能依法予以訓誡。”一位警察告訴我。“除非構成輕傷我們才會立案，一般來說，學生之間矛盾以老師批評教育為主。”
誠然，幾千年尊師重教的中國，似乎默認學生間矛盾及校內不良行為，均應由教師及學校進行訓誡。而這正是問題關鍵所在——教師對學生不良行為的管理懲戒權已多年萎縮，面對師生沖突、家校糾紛時,教師常常處于政府各部門與家長的夾縫之中，承受多方壓力。
筆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確有部分教師出于不當原因沒有及時上報欺凌事件，造成事態進一步惡化；但有所作為的老師在處理欺凌事件時，也會因缺乏配套設施、矯治手段，稍不注意便“惹禍上身”，進而陷入“懲戒之困”。
“學生進入校園理應遵守學生準則及班規班訓，老師則是班級的‘法官’。”王檢察官說，“如果學生發生矛盾或向老師求助時，老師對‘小霸王’、‘熊孩子’打罵不得、無法懲戒，就會讓越來越多學生對規矩及秩序喪失敬畏之心，進而不斷挑戰規則。”
一位校長無奈地說：
“有些家長，他孩子欺負別人或出現不良行為，學校通知其配合處理時他便‘隱身’，美名其曰‘不要過度保護’、‘小孩的事讓他們自己解決’。但如果他認為同學‘欺負’自家孩子了，或者遇上老師批評懲戒，他又能上綱上線、蹦跶得比誰都厲害。”
此外，諸如“哮喘血衣女孩”等影響極為惡劣的“校鬧”事件，也助長了部分“怪獸家長”的囂張氣焰，使得教師、學校甚至行政管理機關畏首畏尾。
如何破局？
破解校園欺凌治理難的困局，絕非易事。防治校園欺凌，專業力量的介入必不可少；遠離校園欺凌，家校聯動的教育更為重要。
我們先說專業力量。
2021年，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首次從法律層面對“校園欺凌”做出界定，并明確各方在校園欺凌防控中的責任與處置方法。同年，《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中，重新賦予了教師一定的懲戒權，并規定教師應當給予欺凌行為嚴重懲戒。
對此，多位專家指出，懲戒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教育形式，需要家長及社會的廣泛支持。“家長們應該支持教師嚴厲批評、適度懲戒自己孩子的違規行為。學生在學校遵守校紀校規，走向社會才會遵守國家法律規章及風序良俗。”
自2022年5月1日起，《中小學法治副校長聘任與管理辦法》將正式實施。《辦法》明確每所中小學至少配備1名以公檢法干部為主的法治副校長，職責之一便是防治校園欺凌。
雖有法律準繩，但法律的生命在于實踐。基層普法守法的首要前提是嚴格的執行。因此，專家建議，校園欺凌事件處理必須確立“零容忍”和“及時性”原則：
在首次發現欺凌情況時，各方需立即履行管理職責、進行干預，對涉事學生進行心理輔導，根據欺凌行為的性質和程度對欺凌者采取懲戒與矯治（公開道歉、經濟賠償、轉學至專業矯正學校、追究法律責任等），并對監護人給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導。
例如，今年4月，安徽某學校多名學生煽打同學，當地有關部門對多名涉暴學生依法作出行政拘留、留校察看、記過等處分，并組織心理咨詢師和家庭教育指導師對被毆打學生進行心理疏導。后經縣教育工委研究決定，給予校長黨內警告處分，分管副校長記過處分、免去其副校長職務，給予涉事班級班主任記過處分，對學校進行全縣通報批評，并部署在全縣各類學校開展一次拉網式排查。
再來談談家校聯動的重要。
從多項統計數據及課題組報告來看，校園欺凌“恃強凌弱”特征突出，且家庭教育對欺凌事件的影響越發明顯：流動/留守兒童、父親角色缺失、離異再婚家庭子女受欺凌的概率明顯高于普通兒童。
“一說到校園欺凌，輿論普遍把學校或老師拉出來背鍋，可根據大量經驗，我認為這是不妥的。”一位長期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警察對我說。同時，他提到：
“家庭的有效干預能顯著降低和制止校園欺凌的發生。但很多家長對子女關注幾乎都在學習上。另一方面，幾乎每個家長都會強調‘別被人欺負了’，但是很少有家長，尤其那些身強體壯的男生家長會給孩子強調‘別欺負他人’。實際上，我們更需要教育孩子別成為欺凌者。而那些長期受到父母責罵、自卑的孩子，如果被欺凌，回家也不敢求助父母。所以如果父母不想孩子釀成大禍或者被欺負，首先就不能溺愛或過分壓抑自己的孩子。”
但部分關愛孩子的普通家長，對于校園欺凌的理解和教育，也可能出現偏差。
王女士的孩子正讀小學，她講述了班上最近發生一件事：A同學在學校打了B同學，B家長傍晚在家長群內貼出孩子身體淤青的照片，并要求A家長給個說法。
“A爸先說，我兒子打人不對。誰知他下一句就是‘一個巴掌拍不響，你孩子惹了我孩子才被打。’”王女士忿忿地說，“遇得到這種人哦，是我的話馬上給孩子報個跆拳道，給他說以后對方再惹就狠狠打回去，打出事爸媽負責。”
王女士的想法并非“獨樹一幟”。在很多案例中，欺凌者的家長“事不關己”，認為“不吃虧就ok”，而部分受欺凌學生的家長則怒發沖冠、以暴制暴。
對此，青少年教育專家告訴我：“武力是‘強中自有強中手’，‘熊孩子’未來更可能被‘小霸王’暴力相待；而被暴力欺凌的孩子在家長鼓勵下也會習慣用拳頭處理沖突矛盾，更可能轉化為欺凌者。一旦出大事，結果是誰也無法承受的。”
家長怎么做？
那么，當孩子回家哭訴遭遇校園欺凌，父母應該怎么做呢？
心理督導專家告訴我：
“第一，傾聽。不打斷孩子的傾訴，不點評或質疑，他在向你傾訴的過程，本身也是在釋放壓力；且如果你一開始不聽，遇到更嚴重的情況，孩子也可能不再開口。
第二，對孩子進行正面引導、積極疏導，你要站在孩子一方，但不要急于做結論，因為此時你并不了解真實的狀態。我所說的真實情況，并非粗暴蓋章孩子撒謊，而是信任孩子但也要明白孩子可能只告訴了你‘部分事實’。你如果感覺孩子沒有呈現真相，也不要刨根究底地問他，先表明你維護他的立場，再私下聯系班主任或孩子喜歡的老師，或孩子關系親密、值得信賴的同學及家長，從多方獲取信息，此過程需注意勿讓事態擴大化。
第三，溝通。積極地與學校溝通，在學校幫助下同對方家長共同解決問題。”
為了區分“社交沖突”及“校園欺凌”，專家為我例舉了去年某區的一個事件：甲乙兩家的孩子回到家，都說對方欺凌自己。甲父乙父怒發沖冠，當晚各自給公司請假，第二天線下約架。最終，一個被打得頭破血流，另一個蹲了局子，踐行了“打輸住院、打贏坐牢”。
可他們不知道的是，兩個孩子在校內是好朋友，正因為常常黏在一起反而容易發生沖突與摩擦，而兩個孩子回家后，面對發現自己受傷而暴怒的父親，“只敢挑對自己有利的說”。家長更不知道的是——當兩個爸爸線下打得頭破血流時，兩個孩子在學校里已經和好了。
此類烏龍并不罕見，檢察官告訴我：“青少年活潑好動，與同齡人之間產生矛盾沖突很正常，而且現在孩子很聰明、信息獲取渠道多且碎片化，常常一知半解而誤用。我的孩子，也曾了解一點防治校園欺凌的知識就誤往自己身上套。所以，我們不能隨意給某個孩子貼上欺凌者或被欺凌的標簽。”
“校園欺凌”和“社交沖突”的區別 @鹽城北大青鳥
“如果孩子篤信自己被霸凌了，老師家長多方考證后發現確是社交沖突。但成年人無法說服孩子，孩子因此認為求助成年人沒用，這種矛盾如何處理呢？”
“這種情況無法簡單歸納，非一朝一夕形成，改變也非一蹴而就。通常這種孩子比較敏感、內心不夠自信，或是身邊環境突發重大改變讓他產生落差和被針對/忽視的錯覺——比如父母離婚、家中出現新生兒、轉學升學等。”專家回答，“這個涉及孩子情商逆商的課題，幼年時期情感需求、青少年時期性格人格培養等，以后有機會再做展開。”
當孩子疑似遭遇欺凌，最大的幸事，莫過于“虛驚一場”。為防范于未然，請教孩子“三不”原則。
多位受訪人員強調：“小惡霸，從幼兒時期就能發現苗頭——孩子在家是否飛揚跋扈、不尊重老人，在外是否敬畏成人、遵守社會規則？學齡前是孩子規矩及行為習慣養成的關鍵期，勿因‘孩子還小’而放任自流。”
但很多時候，一些學生并不知道自己的行為已構成欺凌。在統計數據中，非身體接觸的欺凌占比達60%以上，這些欺凌形式尤其是言語欺凌，對于很多人特別是孩子來說，不容易辨別——認為“開玩笑而已”。每年寒暑假和開學前，有關部門都會對網吧、校門口文具店等逐一排查。不良商販向學生兜售的三俗物品，影響極為惡劣，例如鼓勵欺負同學的“黑社會證”、鼓勵性騷擾女同學的“調戲婦女證”等，都是典型的例子。未成年人很容易模仿這些低俗證件中的出格行為來彰顯與眾不同，也容易跟風起哄、推波助瀾。
因此，在學生中形成團結友愛、反對欺凌的風氣，對預防校園欺凌至關重要。當大部分學生都認為欺凌是錯誤的，愿意合力制止并譴責時，校園欺凌這個頑疾才會根除。
“未成年人的同情心、同理心發育不完全，不容易像成年人那樣共情和理解一些東西。單純給他們講道理，效果很差。”青少年教育專家說，“所以，小學生‘反對校園欺凌’舞蹈值得學習和稱贊。它將所謂的‘孩子的小打小鬧’搬到臺前，讓大家清楚地看到校園欺凌的存在形式與危害性。再如，幼兒時期情商逆商培養繪本，學校里‘國旗下演講’、家長沙龍、舞臺劇等形式，都是很好的普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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