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茍利國家，不求富貴”，
這句出自《禮記·儒行》中的名言被后世無數仁人志士奉為圭臬。為國家造福，不求回報也成為了中國人家國理念中的一部分。在近現代史上，一如錢學森、鄧稼先等科學大家在學成之后，毫不顧忌個人利益，義無反顧地選擇回國，并投身于科研之中，為新中國的科學發展做出了卓絕的貢獻。
可在近年以來，卻有不少的科學家在學成歸國后不久便選擇了離開。一如著名生物學家顏寧，在從普利斯頓大學學成后，曾返回中國任職清華大學教授10年，可在十年后她卻并沒有留下而是選擇了接受普林斯頓大學終身講席教授職務。
而今天我們要講的這位數學家許晨陽，也是在學成回國任職6年后踏上了美國的航班，成為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數學教授。
那么又是何種原因讓他在回國之后，又再度返回美國呢？或許我們可以從他留下的三句話中窺見原因。
少年天才，鋒芒畢現
1981年，許晨陽出生于山城重慶。而自幼年起，他便一直是家長口中那種“老天爺喂飯”的別人家孩子。
但性格上，他顯然并不是一個“好孩子”。
小時候，他便懷疑世界，有著屬于少年的桀驁不馴。因此，在中學時盡管父母為了他上學方便搬了家，可他卻仍是時常遲到；與人打架、與父母吵架也是家常便飯；而且他還興趣愛好廣泛，哲學藝術等書籍也都是他的床頭讀物。
好在，這一切是建立在他的成績足夠優秀的基礎上，是以也就不需要改變什么。1998年，就讀于成都九中（今樹德中學）的許晨陽，成功入選了四川省數學代表隊。
對于成都九中，很多人或許并不知道。這所由孫震創立于1929年的學校，學風淳樸，各種榮譽等身，從這里走出去的院士、富豪、將軍等不勝枚舉。能進入這座高中就讀，也從側面體現了許晨陽的優秀。
而在四川省數學代表隊里，許晨陽的光輝依舊閃亮。經過層層角逐，他不僅斬獲了金牌，還入選了次年的國家數學集訓隊。
之后他順理成章地進入了無數人膜拜的北京大學數學科學院，這里也被稱為“瘋人院”。但就是在這樣一個天賦云集的院系里，他同樣出類拔萃，僅僅三年便拿到了學士學位，隨后又用兩年拿到了北大碩士學位。
這一年，他才23歲。而在完成了北大數院的學習后，主攻代數幾何方向的他又順利地進入了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
普林斯頓大學，常青藤名校，世界著名的私立研究性大學，在這里許晨陽師從亞諾什·科拉爾。而在四年的博士生涯里，正如許晨陽所說的那樣“數學系的學生一天有25個小時”，努力加上天賦，也讓他如愿地獲得博士學位。而后他又去了麻省理工大學攻讀博士后，深厚的數學功底，出人的天賦，讓他在這里也同樣耀眼。
可對于許晨陽而言，抉擇也即將到來。是回國還是接受美國的橄欖枝，留在美國任職？
學成回國，成績斐然
2012年，許晨陽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做出了回到祖國的決定，他加入了北京國際數學研究中心。
數學乃是學科之母。一名優秀的數學家的作用，可想而知，而在教書育人的同時，他在高維代數幾何領域的研究也在不斷地取得成果。
藉由此他也在短短的幾年間榮譽等身，從“求是杰出青年獎”和“第十三屆中國青年科技獎”到“國家杰出青年”、“北京大學長江特聘教授”，再到“拉馬努金獎”、“未來科學大獎”“龐加萊研究所青年數學家”等等。
對于數學感興趣的朋友，對拉馬努金定然不會陌生。一個沒有接受過正規高等數學教育，卻能靠直覺導出3900個公式的天才數學家。而拉馬努金獎就是為紀念拉馬努金由國際數學聯盟等組織設立的，地位極高。至于龐加萊研究所青年數學家名單中，許晨陽還是唯一一個中國青年數學家。
離開，或許是無聲的反抗
然而，就在許晨陽回國工作6年后，他卻義無反顧地選擇了離開，選擇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并成為了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名教授。
坦白講，向上是人的本性、原始動力，北京大學比之麻省理工學院也確實存在明顯的巨大差距，但對于許晨陽的離開卻并不能簡單論之。面對質疑，他回應說:我國數學界尖端人才眾多，多他一個不多，少他一個不少。
真是如此嗎？顯然并非如此。而事實上在離開中國之前，他對于中國國內學術界評價的三句話，或許能夠解釋他為何會離開。
第一句：“國內學術界的氣氛過于急功近利，不利于潛心搞學術研究”。
這里我們不得不佩服許晨陽的敢言，這或許也與少時的成長、養成的性格有關。他認為我國的學術界太過于追求功利化，以利潤、以職稱、論文數量來作為科研目的，顯然是有悖科研初衷的，這樣的結果就是導致人浮于事，缺乏對學術的本真追求。
第二句：“學術論文造假現象太過嚴重，投機取巧走捷徑的人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對于這個問題，可以說是學術界的牛皮癬般的存在。因為有利益，自然就會有投機取巧，其中還不乏一些如日中天的大牛。可這些人在經過舉報后，竟能搪塞過去，對于性格耿直的許晨陽而言顯然是不可接受的。因為造假卻不受處罰，對于真正做學術的人的打擊可想而知。
第三句：“國內的學術界過于講究資歷，對年輕人的支持力度不夠”。
對于這一點，許晨陽認為年輕人在申請項目時時間冗長，學術管理層面的機會也很少。這樣一來，年輕的學者僅僅是申請便要花費許多的精力，就連結果都未可知。而且相較于年輕人的難申請，一些大牛卻可以憑借資歷輕松拿到項目，這樣的剪刀差待遇對于接受了西式教育，又想施展抱負的年輕學者、科學家而言，顯然無用武之地。
對于這三句話的外在體現，其實即便是不涉足科學研究領域的人，也會時常從新聞中刷到。一如顏寧三次落選院士，饒毅的舉報、不再參選等。而在這種學術氛圍之下，想要做好學術研究的難度可想而知，想要改變人才外流的局面難度也可想而知。
小結
人說管中窺豹，可見一斑。事實上無論是許晨陽的出走，顏寧的出走，還是統計數據中有超過79%（2018年留美學生數據）的博士選擇留美工作，都能說明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
在當今世界，這樣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中，要想改變這種人才外流的窘境，要想立于不敗之地，無疑是需要肅清學術界的毒瘤，加強對青年人才的重視的。
道阻且長，也只有行則才能將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