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陳瓊燁
“中國高凈值人群對子女教育的支出，平均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五分之一。”
日前，由青苗教育集團和胡潤百富聯合編寫的《2021中國國際教育白皮書》（下稱《白皮書》）提出上述觀點。 《白皮書》歷時五個月，對全國600余位來自不同行業的高凈值人群進行問卷調研。受訪者平均家庭總資產3400萬元，平均年齡36歲。49%來自中國一線城市，51%來自二三線城市。
細分來看，在小學和中學的低齡階段，平均每年支出預算約30萬元，大學、研究生階段分別約40萬、42萬元。近五成高凈值家長表示，對國際教育的費用不敏感，更看重教育的收獲。四成高凈值家長認為，國際教育的未來收入回報會大于花費。
“從宏觀環境來看，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中國高凈值家庭人數增加，未來國際教育需求的增長會逐漸從一線城市轉移至二三線城市。”《白皮書》指出。
“前兩年因疫情壓制或延后的留學需求會快速釋放，特別是在二三線城市。”威雅學校集團副總裁袁博告訴界面教育，“隨著各地國際化學校的逐漸成熟、經濟發展、家庭對多元化教育需求的增加，這些城市出國留學的成長速度會比一線城市更快。”
武質也認同這一趨勢。“國際教育在一線城市已趨飽和，勢必將戰線擴展到二三線城市。但同時也面臨挑戰。”
一方面，當地家長對國際教育的認知仍需普及；另一方面，穩定高質量的外國師資匱乏。
“國際學校尤其是二線城市的國際學校校長，曾找我推薦英國本土教師，可謂‘一師難求’。我在中國任教的英國朋友并不愿意去二三線城市，主要原因是文化差異更大，校外娛樂生活無法滿足。”武質向界面教育分析，“二三線城市國際教育機構有限，和海外教育理念跨度更大，對于外籍員工而言，上升空間和就職空間有限。”
與此同時，2015年左右起，國際教育低齡化趨勢逐步顯現，中國高凈值家庭希望孩子在16歲左右出國。
調查發現，當子女出國留學時，孩子的安全是家長群體首要擔憂的問題，占比高達71%，具體包括社會治安、出行安全、健康問題、財產安全等；其次是語言環境適應困難及缺乏中國文化歸屬感，占比均過半。
對此，教育和留學服務機構睿質源教育創始人武質認為，中國孩子的學習適應能力是其在海外讀書面臨困難的最大原因，也通常被其他問題所掩蓋。
武質告訴界面教育，英國的升學體系對學生能力的考察，除了類似國內中高考的GCSE和A-Level外，還有能力傾向測試、面試、個人陳述和小論文等，均無大綱可循。”
在武質看來，家長的認知空白還存在于對“后留學”概念的不熟悉。
留學服務業時間維度的三個階段。 圖片來源：《2021中國國際教育白皮書》
“大部分家長不知道還有‘后留學’服務。”武質告訴界面教育，“‘后留學’機構主要提供留學生出國后的服務，包括課程輔導、海外衣食住行的幫助和下一步海外升學規劃、職業規劃等。”
約半數人選擇國際教育，是認為其有利于未來職業規劃、提升外語能力、學習海外新知等。14%的家長將“國外學制短”列為原因之一。《白皮書》認為，中國家長選擇國際教育是著眼于未來，而非學業上的輕松。
在留學目的地上，傳統四大留學強國地位穩固，美國是接受調研的家長最青睞的留學目的地，占比達22%；其次是英國，達19%；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緊跟其后。此外，其他歐洲國家總計比例達21%。新加坡、新西蘭和日本也在選擇范圍內，呈現出多元化的留學趨勢。
專業選擇也在發生變化。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留學生出國留學形式主要為公派，所學專業集中在科技領域。隨著80年代自費留學渠道的開放，疊加改革開放因素，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商學專業。《白皮書》指出，商學如今最受中國家長歡迎，其次是藝術/設計類和醫學。
《白皮書》還顯示，截至2020年，中國大陸地區獲認證的國際學校共907所，較2011年的384所增加136%。在校生規模為61萬人，其中民辦國際學校在校生占比75%。
家長擇校考慮因素。 圖片來源：《2021中國國際教育白皮書》
擇校方面，《白皮書》發現，超半數家長最看重學校優質師資團隊，包括外籍教師的配比、學歷、資質，以及生活、后勤老師的配備等。國際化的資源整合能力和豐富的課程體系分別位列擇校因素的第二、三名。學校過往的升學成績排在第七，占比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