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1年至今，我國生育政策已從“雙獨二孩”發展到“全面三孩”。歷經10年嬗變，“讓不讓生”已不再是問題，取而代之的是“想不想生”和“生了怎么養”。

回顧政策歷程，10年間，從2011年的“雙獨二孩”，到2013年的“單獨二孩”，再到2016年實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開“三孩”，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決心。事實上，生育背后還有諸多復雜的社會因素相互牽扯，“說生就生”并不容易。

基于此，澎湃新聞推出“生育的細節”系列報道，精選國內外新刊發的人口研究，將后人口轉型時期人們的生育決策及行為置于“顯微鏡”下，以人為本，探究細節。

今天，本系列推出第九篇，關注女教師，她們想多生嗎？

由于工作穩定、收入尚可、學歷較高，女教師往往被認為是“宜婚宜育”女性。那么，在“三孩”政策背景下，女教師的生育意愿如何？她們又面臨著哪些壓力？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學者近期發表的一項調查顯示：超三成未婚中小學女教師不想生育；且不論結婚與否，想要三孩的中小學女教師都不超過4%。與之形成明顯差異的是，男教師的整體生育意愿高于女教師。

對于已育女教師家庭的養育現狀，作者分析道，生育多孩加重了女教師的育兒壓力，女教師的工作與生活邊界相對模糊，她們面臨著源于性別與職業的雙重挑戰。

超三成未婚女教師不想生育，想生三孩的僅占1.23%

2019年教育統計數據顯示，女專任教師占專任教師總數的比例居高不下：在學前教育為97.79%，普通小學為70.02%，初中為57.8%，高中為54.73%。由于女教師占比大，且教師隊伍逐漸年輕化，育齡群體比重增加，了解中小學女教師的工作及婚育情況意義凸顯。

那么，“三孩”政策下，女教師生育意愿如何？影響因素有哪些？她們需要哪些配套措施支持？2022年1月刊發于《中華女子學院學報》的《“三孩政策”背景下中小學女教師生活現狀及生育意愿調查》一文，著力回答了上述問題。該文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碩士研究生賈萌萌和該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鄭新蓉。

該研究采取問卷調查法，在中國11個地區發放問卷，包括四川成都、四川涼山、甘肅臨夏、云南、貴州、深圳、青海、新疆、河南、吉林延邊、山東，學段包括小學和中學。調查共計回收2821份答卷，去除無效答卷，女教師的樣本量為1907份，男教師的樣本量為824份。

樣本中，女教師的平均年齡為36.30歲；學歷上，本科超過八成，為80.70%，研究生及以上比例為4.04%；家庭年收入方面，46.83%集中在5—10萬元之間，85.01%在15萬元以下。

受訪女教師中，近八成已婚（78.55%），未婚占16.99%，離異與喪偶為4.46%。

就生育意愿來看，該調查顯示，不論結婚與否，整體女教師愿意生育三孩的人不超過4%；愿意只生一孩的比例最高，為38.96%；其次是二孩，為38.91%。

對于未婚女教師而言，這類群體的平均年齡為26.58歲，呈現出更低的生育意愿，有32.41%的人不想生育；想生一孩的人占比最高，為36.73%；此外，僅有1.23%的人想要三孩。

可見，不論結婚與否，女教師都呈現出極低的三孩生育意愿。

圖1. 整體女教師和未婚女教師生育意愿。論文附圖

形成明顯差異的是，男教師的整體生育意愿高于女教師。

理想生育子女數量上，男教師愿意生育二孩的比例最高，為46.48%，高于女教師7.57個百分點；其次是生育一孩，占比24.63%；再次是不想生育，占比17.60%；最后是生育三孩，雖然在男教師整體意愿中最低，為11.29%，但仍顯著高于女教師的3.36%。可見，男教師生育意愿整體高于女教師。

生育多孩，讓女教師面臨著性別與職業的雙重挑戰

調查數據顯示，生育情況上，受訪女教師生育一孩的比例最高，為53.21%。其次是二孩，為33.18%，未生育的占12.13%，三孩及以上為1.48%。生育三孩及以上的教師中，有69.57%是少數民族女教師，其中又以藏族、回族占比最多。可見，少數民族教師的多孩生育意愿比漢族教師強。

子女照料方面，女教師家庭分為三種情況。在一孩家庭中，以夫妻雙方共同照料為主。二孩家庭中，共同照料比例下降，二孩更多交由共同居住的祖輩照料。三孩家庭中，共同照料比例持續下降，祖輩與母親的育兒負擔則進一步加重。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家里有幾個孩子，父親的育兒付出始終是有限的。

圖2. 三孩女教師家庭中孩子的主要照料者（%）。論文附圖

這說明，當孩子數量越多時，祖輩與母親的育兒負擔越重，且孩子母親照料的比例始終高于孩子父親。這反映出生育多孩加重了女教師的育兒壓力，女教師的工作與生活邊界相對模糊，她們面臨著源于性別與職業的雙重挑戰。

研究者分析，對于女教師而言，家庭經濟條件、個人收入是影響生育意愿的關鍵因素，教育、住房及工作強度是影響生育意愿的基本因素。問卷顯示，當收入水平提高、工作量減少、住房壓力降低時，女教師可能會選擇生三孩。

研究者提出，工作量減少是一項值得思考的議題，答卷顯示，超七成的女教師認為“三孩政策”可能使女性在職場上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

為緩解工作強度帶來的女教師生育意愿低，研究者建議，可以嘗試建立體系化的、在校際流動的代課教師隊伍，或結合輪崗制度，鼓勵教師在區域（學區、教育集團）內交流，協助承擔孕早晚期與休假女教師的工作。尤其是在小學階段，兼任多科教學的情況較為常見，吸納具有緊缺學科背景的輪崗教師，也可一定程度緩解女教師的工作負擔。

研究者認為，女教師對于“減輕工作量”的呼吁更多是出于對女性沉重育兒負擔的一種無奈回應，根本問題仍在于如何創建性別平等的社會氛圍、工作環境與家庭分工，從而緩解女性的被動處境。

研究者特別呼吁，尊重與體諒教師勞動，反對教師工具化。教師勞動不僅包括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而且含有情感勞動，尤其班主任教師、鄉村教師更是如此。要尊重和體諒教師，明晰教師工作具有復雜性，無法用課時數進行工作量的衡量。應保證教師的合理休息時間，避免教師工具化。

關鍵詞： 少數民族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