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散文：我與饅頭的故事
文：余金林
上小學之前，在保障我生存所需的一日三餐里，最多的是紅薯、南瓜、芋頭、粥、麥糊、野菜、稀飯……當然米飯也是有的，但必須加上前面的一、二種混著吃，才能麻麻糊糊算個飽，以維持生命最低最低的需求。然令我最難忘懷的，是饅頭的出現——
60年代初出生的我，渾沌綻開較晚。那時候上小學一年級，必須滿8周歲，否則就是繼續著放牛、拔豬草、砍柴……或玩泥巴、玩沙石、玩六盤棋、打錢板、抽砣螺、滾鐵圏……我上一年級時，背著哥哥們留下的書包，那書包已經發白、周邊都松線了、用凡布做的，母親也不知縫補過多少次，假如我有妹妹還將繼續使用下去。上學的學費不必交，一個學期的書本費用為0.8塊錢；開學那天發了語文、算術2本書，再有4個本子：頁面是橫條的2個算術作業本，另外頁面是格子的2個語文作業本，加上四哥給我的文具盒（蓋子也不上蓋），與新買的兩支鉛筆，我的書包便有了新的使命。從那開始，我便與書結緣了……有一天早上，江西無線電三廠職工的子弟李森同學來到學校班上，突然從書包里拿出金黃的、塊狀的、熱氣的饅頭！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在世界上的飲食里饅頭可以充饑，多么罕見、多么稀奇、多么奢侈……我眼饞，饞得望眼欲穿；我手饞，饞得無處擺放；我口饞，饞得垂涎欲滴；我胃饞，饞得饑腸轱轆……如果我有一次，哪怕僅僅有一次，能吃上一個，不！一片、小小的一片，該是多么的幸福！
時間飛逝，轉眼我小學畢業了，便到三廠職工子弟學校讀初中。從初一開始，職工子弟約占三分之一，大多數還是我們梅崗大隊的農民子女。那時專職老師很少，多數是三廠的“臭老九”來代課，上不了多久的課又要替換老師。我上初二的班主任是廖毛生，1米6左右的個頭、滿臉胡須、背有點馱，常常穿上布靯、皮鞋偶爾穿會兒，中專畢業后他到三廠工作，當班主任那時年齡不到四十、家屬是農村婦女，他教語文、普通話里夾些土話，鋼筆字、粉筆字都寫得剛勁飄逸、龍騰虎嘯，星期天他回家很少、時任班長的我常和同學去他宿舍玩，間或我還會帶上餿瓜、金瓜、西瓜之類，讓他償一償鄉村的美味，他也就客氣地回報我一個、兩個……我十分奢望的饅頭，我十分垂涎的饅頭，我十分殷切的饅頭……多么地激動、驕傲與自豪，從此饅頭便成為我生活中的至愛！
1979年9月，我通過中考被錄取到湖南中學讀高中，分在高一（4）班，班主任是語文老師郭志斌，他是北方人、下放后成家在南方，找談話要我做班長，其實我成績中考成績只在前10位之內、在班上我不到前五，只是我從小擔任班干、班長時間較長而已，有郭老師的抬愛、我也爽快地接受了。對于學習，因為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倡導著“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少同學除了吃飯幾乎都在學習。對于學校生活，我毅然選擇了寄宿，差不多是2個禮拜回家一次，那時學校開設了食堂，學生交米、拿錢就可以購買飯票、菜票，在食堂用餐每份最貴的菜0.1元、最便宜的0.02元、且0.05-0.08元的較多，一個饅頭只收一兩飯票、此時的我終于可以自由地吃上饅頭（但又不能多吃、那會還沒有完全實現糧食自足），而且是熱熱的、白白的、軟軟的饅頭，說是精面粉做的饅頭！
1981年全國參加高考人數259萬、錄取28萬人、錄取率不到11%，十分榮幸的我成為了28萬之一。我被錄取的消息很快在梅崗大隊傳開了，父母親的臉上綻放笑容、哥哥嫂子也喜上眉梢，全家人都沉浸在興奮與歡樂之中。8月底，我坐在二哥自行車后背架上、抱著被子、帶上一個木箱，裝著衣服及一些書……到了江西師大撫州分院。報名、注冊、提交戶口與糧油關系、辦理入住手續，無償地領取每月的飯票45斤與每月的菜票11.56元。生活上用餐都在學校食堂，早餐有饅頭、花卷、面包、油條、稀飯……一個饅頭或一只花卷需要1兩飯票加1分錢菜票，一個面包或一只油條需要1兩飯票加1.5分錢菜票，稀飯按兩給飯票不需要菜票；中、晚餐至少有4個菜供選擇，一般是2葷3素或3葷3素，最好的菜0.23元/份如紅燒肉、悶煮牛肉、干煎魚鰍（都是一小碗），那年豬肉計劃供應是1.04元/斤、牛肉是按計劃到學校宰殺的；最便宜的青菜0.03元/份，夜宵有牛肉湯粉0.05分/份、間或加上面包。我的早餐常常是3個饅頭和一碗稀飯……最為深刻的，是從農村考上的某學生因從未吃過饅頭，有次早餐人便吃了7個饅頭與一兩稀飯！
后來，我工作了轉輾地工作，但饅頭一直伴隨著——有粗面的、有精粉的、有純面的、有加餡的……有玉米的、有高粱的、有蕎麥的、有小米的……有紅棗的、有火腿的、有鮮果的……有無味的、有甜味的、有奶油的……饅頭成為我的美味，饅頭成為我的溫暖，饅頭成為我的親情，饅頭成為我的精神，饅頭成為我的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