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學習是新型環島式而非傳統學校孤島式，家庭、網絡、社區、博物館、圖書館、科技館、體育館……處處都可以是學校。
30年后的教育會怎樣?人工智能時代，我們學什么，在哪學，跟誰學?
這些問題，既關乎未來，也照進現實。12月12日，2020國際人工智能與教育會議在北京召開，其中一個環節，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的未來”旗艦行動計劃中國專題咨詢會。
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秘書長秦昌威說，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是擺在人類面前的大問題，“搞清教育的未來，是人們對未來挑戰的回應”。
現在學的東西過時了嗎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介紹，差不多150年前，社會學家斯賓塞提出了“什么知識最有價值”這一命題。直到現在，學習的體系也是根據這一理念構建的。“這樣一套理論是天經地義的嗎?那個時代和現在的孩子們應該學習同樣的內容嗎?”朱永新拋出了問題。
他認為，“學什么”是教育的重要出發點之一。如今，舊有的課程體系沒變，新的知識又洶涌而來。每一次課程改革，都意味著進一步增加課程內容，也就意味著進一步增加孩子們的負擔。
朱永新認為，未來教育要整合課程。“對于絕大部分人來說，沒有必要學習目前所有的課程。”他表示，課程內容應該整合為大科學、大人文、大藝術、大德育和大生命，要把生命的長度、寬度和高度作為新教育探索的基礎性課程。
另外，課程難度要下降。朱永新表示，現在課程的難度都圍繞著進入最好大學的目標設計，但并非所有人都要學到那么難、那么深。畢竟，進入最好大學并非所有人的唯一出路。“未來至少應該有50%的課程由學生自主選擇。”朱永新說。
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看到的教育問題，則是“雷同”。即使在發展中國家，教育的理念、內容也基本都以發達國家為參照，甚至是照搬發達國家。有些教育內容確實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比如人需要讀、寫、算的能力，需要掌握學習新知識和適應社會變化的能力。但還有些內容，應該有國家特色。“一個國家應該根據它的發展階段，去組織生產和教育教學。教育要成功，就要發展中國家在未來有更多的交流，去把握數字革命、人工智能革命帶來的機會。”林毅夫說。
林毅夫提到了一個關鍵詞——人工智能。在咨詢會上的討論中，幾乎所有專家都直言，人工智能將是未來教育的巨大變量。
老師和學校還需要存在嗎
“2050年的教育到底是什么樣還很難完全說清楚。但我在想，2050年，肯定還會有城市和農村的區別，還會有規模大小不一的學校。教師的水平也不太可能都達到最高水平;我們的孩子肯定還是千差萬別的，這些情況暫時不會有較大的變化。”教育部教師工作司司長任友群說。
專家希望，未來人工智能可以賦能老師、學校和管理。“我們將改變教師的角色，促進教學模式從知識傳授向知識建構轉變，同時緩解貧困地區師資短缺和資源配置不均的問題。”任友群說，未來的教育信息化，不再是教育手段的信息化，而是能夠實現更加公平、有質量的教育體系信息化。
傳統教育是在學校、在班級，朱永新說，“未來的教育應該更多以項目為中心，以學生的探索和學生之間的學習為中心”。
家庭、網絡、社區、博物館、圖書館、科技館、體育館……處處都可以是學校。“未來是新型環島式而非傳統學校孤島式的學習，這樣的學習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我們需要新的教育革命，新的學校革命。”朱永新強調。
那么，還需要老師嗎?
北京實驗二小校長蘆詠莉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我們認為，立德永遠是育人的前提和首要任務，那么人師就不可替代。”她說，人的成長需要他人的陪伴。老師們會問那些喜歡上學的學生——你來上學的原因是什么?90%以上同學的回答是“我喜歡老師”或者“我想和同學在一起”。“對社交的需求，對受歡迎的需求，無論是否在人工智能時代，對我們每個人的成長，尤其是基礎階段的成長都非常重要。”她說。
所以，在人工智能時代，教師角色、同伴角色同樣無法替代，不過，蘆詠莉也指出，教師的角色會更加多樣。
教師不再僅僅指專職教師。他們可以是父母，可以是其他成年家庭成員，可以是社區內的權威或榜樣，可以是工作坊里的師傅……同伴角色也會更加豐富，因為未來混齡學習會成為常態。“當學校樣態豐富，學校教育邊界被打破時，我們有理由認為，家庭和社區將成為影響我們育人任務中最重要也是最穩定的場所。”蘆詠莉判斷。
和人工智能究竟怎么相處
在教育部學校規劃建設發展中心主任陳鋒看來，未來是人與人工智能共生的時代。“從目前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程度來看，坦率講，它還不足以對我們的教育產生深刻影響。但是當它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可能帶來革命性影響。”
過去的教育創新，更多時候是基于理論和經驗來進行。陳鋒說，未來的教育創新，更多時候會與技術密切相關。“如果我們不了解技術，不學習技術，不在教育理論研究、政策研究、工具研究和方法研究中與技術的變革緊密結合，我們就找不到教育變革的方向。”他認為，我們需要建立人工智能教育研究院、研究中心等機構來支撐未來的教育變革。
世界工程組織聯合會主席龔克指出，教育要增強人的能力，今天的教育，就特別要增強人和人工智能打交道的能力。
首先，要建立對人工智能素養的基本要求。對不同階段的學生，形成不同的要求;在達成全球共識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各層次畢業生在人工智能時代就業和生存發展適應力的相關標準。其次，是要建立基礎性的人工智能倫理標準。龔克說，它非常重要，人類需要一個符合人類價值觀的、可持續發展的人工智能。最后，是需要強化可轉移的能力。“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的職業是迅速變化的，為了適應這樣的變化，教育必須強化學生可移植、可攜帶、可轉移能力的培訓，這是用教育的進一步強化，來保證人工智能為人類服務。”龔克認為，教育要培養更有批判性思維、更有人類價值觀的人來駕馭和操縱AI。
或許，唯一確定的就是變化。
“當變革不斷加速，不確定性因素越來越多，未來學生的心理、精神的發展，一定會成為這個社會所面臨的一個突出挑戰。”陳鋒說，這就需要我們去探索，在數字時代需要建立什么樣的文化共識，從而發展新的教育理念，讓更多的人能夠在數字時代獲得平衡發展。“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政府、學者、企業界等共同攜手，才能一起面對未來。”陳鋒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