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寧曾參加一份核心期刊的學界座談會。好多位參會者，不約而同地提到該刊發表的一篇論文，此文很優秀，但作者只是一位碩士生。大家紛紛感慨，這個級別的期刊居然發碩士生稿子，太難得了。
劉寧回憶起自己念博士時，就在本學科最好的期刊上發表過論文;等她做了博導，卻從學生那里得知，很多期刊一看是博士生論文就直接拒絕了，或者讓學生加上導師名字再投。
她做了一個簡單的統計：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發表博士生作者獨立署名的論文，占總發稿量的比例大多在4%以下，碩士生作者獨立署名的論文已基本絕跡。剛剛走上工作崗位的青年學者，發表論文也比較困難。
今年兩會，劉寧帶來了“人文社科期刊要多支持青年學者”的提案，提出“由于雜志的相關評價體系存在不合理之處，對青年學者發表論文存在明顯歧視，亟須從改進期刊管理機制入手，樹立關心青年學者的刊物導向，對青年學者獨立的論文發表給予更多的鼓勵和支持”。
距離畢業還剩一個多月，法學博士生阮清的工作還沒有完全落定。阮清說，在找工作的簡歷上，論文發表量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有的大學在招聘時就說得很明白，要發幾篇C刊;有的盡管不說，但如果論文沒發夠，在看簡歷時就會把你篩掉”。
北京一所知名高校的青年教師程靜感慨，從事自己這個專業方向的學者本身就少，所以引用率偏低。“期刊編輯就不愿意發你的文章，久而久之形成惡性循環。”
文慧教齡10年，她的專業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針對性的核心期刊幾乎沒有，她只能投給相關的民俗、藝術等類別，“僧多粥少”。
文慧表示，“越是不那么頂尖的高校，就越想在科研方面往上沖，對青年學者的論文要求反而越高。我們學校一半的講師都因為發不了論文而評不上副教授”。而像阮清所在的“雙一流”大學，“可以發校內核心期刊，也可以用出國訪問、聯合培養等方式折抵”。
“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在一次內部會議上，一家傳媒類期刊的副主編引用俄國作家契訶夫的名言，倡導多采用中青年專家學者的文章。為了向年輕人提供機會，這家期刊連續舉辦了十幾屆學術論文競賽，還在微信公眾號開設了面向青年教師和研究生的欄目。
除了發表難，劉寧指出另一個問題：人文社科領域的論文，師生合作署名現象，近些年日益泛濫，“大量本應學生獨立署名的文章，現在是以師生合署出現在期刊上的，占期刊全部發稿量的10%-30%”。
“導師指導學生寫作論文，應當注重培養學生獨立的科研能力，其指導工作屬于份內的職責。”劉寧說，“一些導師對學生不認真指導，甚至沒有指導，但學生的論文都要與其合署，這更是對學生成果的侵占”。
文慧的同學就遇到過這樣的情況：導師沒時間寫文章，就指派給自己的學生寫，然后導師署“一作”，學生署“二作”;但有的學生并沒有那個水平，只能“湊”“攢”，期刊看到導師的大名，居然也發了。
然而，對導師而言，給學生文章署名有時也是無奈。
阮清的導師比較“傳統”，指導學生寫論文從不署名，這反而給學生帶來困擾——導師不署名，論文發不出去。她的一位師姐，寫的論文連導師都覺得好，但因為導師不署名，一直發不了，不得已又延期了一年才獲得博士學位。
上述傳媒類期刊的副主編認為，學術期刊向名家傾斜主要還是評價體系在起作用。一方面，名家的觀點更加成熟，容易被更多人引用;另一方面，高校的評價體系也注重學術成果發表平臺的層次，“一些同行為了保證影響力不得不這么做”。
“當然，那么多的期刊追逐為數不多的名家，讓名家也有點尷尬和無奈。”這位學術期刊的管理者說。
某人文社科類C刊的編輯思南認為：“只要有好作品，就能發出來。聯合署名是平衡的結果。看了博導的名字，多多少少會下載來看看，如果有新穎之處，就會引用;如果一個碩士生獨立署名，不會有下載量，更不要說引用率了。”
程靜注意到，有些高校已經修正了評價體系，一些期刊盡管不在核心名錄范圍內，但只要在這個學科里比較權威，學校就認同在這些期刊上發文滿足對青年學者、博士生的考核標準。她建議，在對學者進行考核時增加對專著成果評價的比重，“但有的專著可以花錢出，這有賴于整個評價體系的完善”。
程靜希望：“不是看這篇文章發表在什么等級的期刊，而是看這篇文章解決了什么問題，通過同行評議來進行實質評價。”
劉寧建議，改進人文社科期刊評價，將青年作者獨立署名的論文發稿量，作為期刊評價的重要指標。“建議規定35歲以下的青年作者獨立署名的論文，刊發數量不應低于刊物全年發稿總量的10%。”
劉寧說：“35歲以下的青年作者，包括在讀碩士生、博士生，以及在站工作的博士后和剛剛走上工作崗位的青年教師，他們是學術研究生力軍，也是現代學術的未來與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