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進一步營造教育教學良好環境的若干意見》，要求將教師督查評比考核事項減少一半以上，堅決杜絕向教師強制攤派無關社會事務，并對教師借調、表格填寫等事項作出安排。

教師負擔過重的問題由來已久，其來源主要為教學性事務負擔與社會性事務負擔，一方面教學性事務負擔日益繁重，項目和數量在不斷增加，比如填寫各類表格、參加各種考評、參與學校各類評估，大量的內部交流和業務研討也有流于形式之賺，占用了教師用于備課、家訪、課后批改作業的時間，很多老師幾乎沒有時間去家訪，無法實施個性化教學和差異化處理。

另一方面，各類社會性事務如決堤之水涌入校園，讓教師承擔了大量與本職工作無關的社會性事務。從精準脫貧包聯到戶，到黨風廉政社會滿意度測評的宣傳，再到法制、安全、文創、防艾等，包括教育主管部門在內的大量政府機構，都把涉及到自身的中心工作向學校延伸。在很多地方，教師成為脫貧攻堅的重要力量，每名教師都包聯著不同數量的貧困戶，扶貧結果與績效直接掛鉤，使得他們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脫貧攻堅第一線，主責主業反倒退居其次。

曾經有報道，近三年來杭州某區教育局內各種和教育無關的臨時任務多達188件，問題的嚴重性可見一斑。路徑依賴極容易形成惡性循環，教師負擔過重已成頑疾，業內外減負的呼聲一直不斷，但就時下來看，反倒陷入了“越減越重”的怪圈。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沒有明確主體責任，并輔以相應的考核考評機制。如果提出減負的責任主體又是“增負實施人”的話，拒絕向教師強制攤派無關社會事務就難以落實。

做好教師減負這道題，要抓住“減什么、誰來減、如何減”這幾個關鍵。以立德樹人、教書育人的主責主業為標準，用清單化管理的模式，設立合理項、排除限制項、禁絕隨性項，建立目錄清單制度與機制，非清單目錄內的職能與事務，一律禁止入學校和交由教師來實施，真正把時間還給教師，把寧靜還給學校。

相比于“減什么”和“如何減”而言，“誰來減”才是最核心的要素。確定了責任主體才會厘清主體責任，分類治理、標本兼治、統籌規范等機制才會得到實施與創新。在整個減負體系中，政府是教師減負的首要責任主體，并起著源頭控制的作用。由于大量的社會事務來源于政府部門，包括很多教學性事務也來源于教育行政主管機構，需要在“政府主導”這個前提下，明確一個具體的主抓主管機構，并輔以第三方評估、群眾測評、績效監督和責任追究等機制，通過外部強有力的監督，方能避免“九龍治水”所造成的責任虛置，讓主體責任不旁落。

教師減負是教育減負體系的重要構成，需要吸取教育減負工作的經驗教訓。教師減負不僅涉及權利與權力的邊界，更關乎作風的優化與凈化，應在思想認識上有更高的站位，在行動上有更堅決的措施。一方面，應當在全社會樹立“教師減負就是教育減負”的理念，將其納入教育減負一盤棋來實施;另一方面，教師減負也是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整治“四風”的題中之義，應當引入和運用現有的整治機制與體系，形成更強大的監督與促進機制。

政府的主導與龍頭責任明確后，學校、家長和社會的作用才會得以彰顯，共治共管的機制和良好的外部環境才會形成。

關鍵詞： 做好教師減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