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選名額少 待評人數多 評審門檻高
中小學教師職稱晉升常年“擁堵”
期待建立更為科學合理的職稱評審方案
最近，一部描述師生情誼的電影《老師·好》火了。
片中，當品學兼優的學生有保送至師范學校的機會時，班主任老師卻囑咐她慎重考慮。電影看到這兒時，同樣身為中學教師的謝敏(化名)深有感觸。
今年35歲的謝敏是山東省一所省級重點高中的政治課老師。盡管她已工作13年、教學成績優異，但在職稱上仍是初級教師。也就是說，13年前她本科畢業轉正定級后，職稱再無提升。
謝敏入職前正逢她所在的學校擴招。連續幾年，學校招了很多年輕教師，但每年評職稱的名額非常少。別說高級職稱，僅是中級職稱的評審，謝敏前面就排了太多人。對此，她也很無奈。
而像謝敏這樣的中小學教師職稱評審難，并非個例。采訪中，多位中小學教師向記者表示，因為指標有限、正高職稱評審標準過高等問題導致的評職稱難，已經嚴重影響到他們的工作積極性，應建立更為科學合理的職稱評審方案。
135人待評但指標只有7個
記者了解到，我國中小學教師職稱(職務)評審制度始于1986年，期間經歷多次改革。最新的職稱(職務)制度規定，初級設員級和助理級;高級設副高級和正高級。員級、助理級、中級、副高級和正高級職稱(職務)名稱依次為三級教師、二級教師、一級教師、高級教師和正高級教師。
“現在我們學校在編教師371人，其中高級職稱148人，中級職稱166人，初級職稱57人。2018年，具備基本評審資格而因為沒有崗位，未能獲得高級教師資格的有135人。”這是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學副校長劉秀云向《工人日報》記者透露的一組數據。
劉秀云介紹，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學是一所“老牌”的省重點中學，師資隊伍中不乏中青年優秀教師。然而，由于職稱資格的比例限制，2018年該校高級職稱指標僅有7個，具備評審資格的教師遠超這一數字。“每年的指標比例是固定的，但對于師資集中的‘老牌’重點中學來說，前面的不退，后面的就上不去，教師職稱評定常年‘排大隊’，論資排輩現象突出。”
而在小學，職稱評審同樣容易走進“死胡同”。河南省周口市一所小學的語文老師滿星(化名)告訴記者，他們學校每年通常只有1個高級職稱指標，“在職教師近百名，有副高級職稱的不到10人。按要求，高級教師比例一旦達標，就不會再給指標了。”
“正常來說，我這年齡早就能評高級職稱了。”謝敏說，按“排隊”時長，預計自己明年能評上中級職稱，但她已經對評職稱失去了熱情。
記者了解到，由于評聘合一，部分老教師盡管評上了高級職稱并享受待遇，但由于教學能力限制只能轉為行政崗位，反而擠占了一線青年教師的職稱名額。
劉秀云指出，評職稱難的問題已經嚴重影響了教師的工作積極性。“由于指標有限，一些‘老牌’學校職稱評審成了中青年教師發展的‘魔咒’。這也讓他們的教育理想受到沖擊。”
滿足正高級職稱評審條件的人數不及指標名額的一半
2015年，人社部印發《關于深化中小學教師職稱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對中小學教師職稱制度進行整體設計，并首次設置正高級職稱，使中小學教師擁有和教授、研究員同樣的職業發展空間。
“按照現有的評審標準，一位本科畢業的老師，22歲從教，若業務達標，任教1年可定為二級教師，任教滿5年可參評一級教師，再滿5年可參評高級教師，最快33歲就可參評高級職稱。”然而，劉秀云指出，現行中小學正高級職稱評定標準過高，使得很多教師三四十歲評上高級職稱后再無他求。
2015年滿星評上了小學教師的副高級職稱。她回憶當時職稱評審仍在改革中，取消了對論文的要求，但加強了對教學能力的考察，如要現場講課并答辯。
“改革后的評審制度更嚴，高級職稱對獲獎、課題、綜合實驗活動等都有硬性要求。”滿星說自己比較幸運，如今再參評高級職稱，光課題就要準備一年以上，要耗費大量精力。正高級職稱對她而言更是“可望不可及”，“我們學校沒有一位教師有正高級職稱，大家都覺得評上副高級就到頭了，也沒啥進取心了。”
評正高職稱究竟有多難?劉秀云以安徽省中小學教師正高級職稱評審條件為例介紹，要在“被評為省特級教師或享受省級以上政府特殊津貼，被評為省級以上優秀教師或學術帶頭人，獲得國家級教學成果三等獎以上，主持并完成省級以上的教研課題一項，參加省市級以上教研比賽獲得省級二等獎以上……”等條件中滿足2項，才具備評審資格。
“對于普通教師來說，滿足1項就很優秀了。”劉秀云告訴記者，去年她所在的省重點中學教師中，滿足宿州市正高級職稱評審條件的人數不及指標名額的一半。在劉秀云看來，設置正高級職稱是對教師群體的激勵，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由于門檻過高，這一政策應有的激勵效果并不顯著。
建議設置地方職稱指標“周轉池”
針對當前中小學教師職稱評定難問題，劉秀云認為，一方面可以設置地方職稱指標“周轉池”，根據學校的不同情況進行協調、調配，另一方面可以將有突出貢獻者作為特殊人才破格提拔，不必再占指標。“要改革職稱評審制度，讓‘有為者有位’，提升教師的職業獲得感。”
教師們的獲得感包括職業尊嚴和職業成長的獲得感。劉秀云說，除了要改革職稱評審制度，提高教師待遇也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不同職稱的收入可能只差幾百元，但對教師的職業熱情影響卻很大。”身為一線教師，謝敏更在意職稱對退休待遇的影響。
劉秀云認為，提升教師獲得感，物質是基礎，要落實教師待遇不低于公務員的政策。比如，為鼓勵教師長期從事本職業而發放的崗位津貼，至今仍然沿用1986年的標準，即10年以下每月3元，10年至15年每月5元，15年至20年每月7元，20年以上每月10元。“時隔33年，教師的收入水平發生了很大改變，但教齡津貼一直未變，當年的激勵成了現在的雞肋。”
鄭州市上街區中心路小學教師沙寶琴希望能制定出一套真正對老師有激勵作用、科學合理完整的評審方案，讓老師們全身心投入到教學中。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建議，推動中小學職稱評審制度改革，實行中小學教師年薪制，和教師專業同行評價制度。“在歐美國家，中小學教師的待遇實行基于職務的年薪制，教師的年薪隨教齡的增長而提高，鼓勵教師終身從教。同時實行教師專業同行評價制度，促進教師職業化、專業化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