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的口袋空了，學生的負擔重了，學校的教學秩序亂了。”在去年的全國兩會上，教育部黨組書記、部長陳寶生亮劍“校外培訓熱”。隨后，一系列政策“組合拳”對準校外培訓機構，開啟了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規范校外培訓的“史上最嚴”治理活動。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發展更加公平更有質量的教育。圍繞教育話題，“校外培訓”再度成為代表委員們討論的熱詞，他們紛紛建言，要加強管理規范、改革教育評價，促使校外培訓再降溫。
初戰告捷 多省問題機構完成整改
“江蘇某地的教育部門每到年底參加作風群眾評議，過去總不容易得高分，2018年卻一下子躍居評議前列了。”一系列校外培訓專項整治措施帶來的明顯轉變，讓江蘇省教育廳廳長葛道凱代表很是欣慰，“這說明減負這項工作，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面向中小學生的校外培訓機構本是學校教育的補充，但近年來，校外培訓市場無序發展的問題日益嚴重，社會反響強烈。“校外培訓機構大量采用應試教育教學方式，超前趕進度、超綱加難度、提分靠‘刷題’，嚴重違背了學生的認知規律和身心發展規律。”重慶市九龍坡區謝家灣小學校長劉希婭代表對此痛心不已。
2018年，國務院發布《關于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校外培訓機構迎來“史上最嚴”重拳整頓。此后，北京市建立完善了全市校外培訓機構服務管理平臺，河南省提出校外培訓機構專職教師不得少于教師總數的1/3，河北省進一步規范細化校外培訓機構辦學行為管理……各地各部門實舉不斷。
“精準發力，多措并舉，可以說，當前對課外培訓機構亂象的治理初戰告捷。”作為一名從教39年的教育工作者，江蘇省錫山高級中學校長唐江澎委員對校外培訓熱的迅猛發展和嚴重危害深有體會：“公辦教師到校外培訓機構授課，對外有損學校形象，對內造成人心浮動。但許多學校卻礙于無法到校外培訓機構調查教師是否參與其中，對此難以治理。這次黨政多部門自上而下聯合行動、重拳出擊，非常及時，可謂是功在當下，利在千秋。”
教育部今年1月匯總的各地數據顯示，北京、天津、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等20多個省區市存在問題的機構已基本完成整改。
任重道遠 校外培訓新亂象需警惕
重拳出擊，校外培訓行業秩序得以規范，但校外培訓亂象治理之路仍然任重道遠。
在實地調研中，劉希婭代表發現，“校外培訓機構目前呈現出四種新亂象：一是培訓機構從‘地上’轉為‘地下’，在職教師居家高收費補課現象普遍，具有隱蔽性;二是前期清查中合格的補習機構雖硬件達標，但在教育理念、教學策略方面依然以應試教育為主;三是培訓機構參與小升初招生錄取的現象未得到根本改觀;四是缺乏對培訓機構環境師資條件設置的具體要求。”
民盟中央也對此進行了深入調研。調研發現，除了上述亂象外，目前在校外培訓機構規范化管理中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是多頭審批、一家管理，存在登記管理混亂、歸口不清，學科類和非學科類機構在政府機構登記的單位和主管單位不一致等問題。二是校外培訓機構登記標準亟待細化，教育師生比、場地面積比等迥然不同，缺乏統一標準。三是對部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管理困難，如個人、自由職業者、高校老師等單師單科培訓不愿意主動登記辦理手續，這類機構體量小、分布廣、數量多，給規范化管理工作帶來一定困難。”民盟中央相關負責人表示。“此外，各地治理情況也存在差異，一些關鍵性、根本性問題還未得到徹底解決。加快落實校外培訓機構治理工作，教育行政部門既要壓實部門責任，更要牽頭健全部門工作聯動機制。”劉希婭代表說。
多措并舉 長效治理機制有待構建
讓培訓機構再降溫、從根本上消解培訓熱，還需要哪些實招?
為持續深入整治，今年全國兩會上，民盟中央在提案中建議，一要盡快梳理校外培訓機構的業務登記和主管單位，明確責任主體，確立歸口管理;二要嚴格校外培訓機構登記設立標準，并建立校外培訓機構的分層分級登記制度;三要由政府牽頭成立專門的校外培訓機構行業協會或在現有的民辦教育協會中設立各類委員會，對學科類和非學科類分類管理，此外，還要禁止公職人員從事校外培訓工作，強化常態監管。依托信息化管理手段，讓規范的校外教育培訓機構在信息平臺上公開，讓不規范的機構沒有生存空間，使學生和家長明明白白選擇、清清楚楚消費。
劉希婭代表則建議，應聯合民政、公安等部門，加大排查清理取締在職教師參與居家型培訓機構的力度，“還要聯合人社部門及各中小學力量，加強對培訓機構的培訓內容、方式、時間的監管，教育行政部門也應牽頭細化培訓機構行業標準并進行專項督查、巡視、問責。”
“關鍵還是要發揮教育評價的‘指揮棒’作用，探索從源頭上化解中小學生負擔重這一頑癥的長效機制。”唐江澎委員建議，“教育評價要從具體問題入手，比如加強實驗操作考核以改進育人模式，堅決克服‘唯分數’論的痼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