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游戲、談戀愛，考試隨便應付下就“及格萬歲”，甚至“多一分都是浪費”——這種被一些人視作“幸福”的大學生活即將成為追憶。
近日，教育部出臺《關于加快建設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的意見》(以下簡稱“新時代高教40條”)等文件，決定實施“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按照意見要求，全國高校將開展“集體行動”，嚴把畢業出口關，加強過程考核，取消“清考”制度，并對教師評價等“指揮棒”進行調整。
“一部分學生天天打游戲、睡大覺、談戀愛，一部分教師(不是極少數)‘認認真真培養自己、馬馬虎虎培養學生’，一部分學校對本科教育‘領導精力投入不足、教師精力投入不足、學生精力投入不足、資源配置不足’的所謂‘好日子’應該也必須一去不復返了。”在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巖強調。
記者注意到，“新時代高教40條”提出了高水平本科教育的總體目標：5年后建成一批立德樹人標桿學校、一批一流本科專業點;到2035年，形成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本科教育。這也是繼2018年6月召開新時代全國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工作會議之后，教育部針對本科教育改革首次給出的清晰時間表和路線圖。
重拳頻出，要治中國本科教育的哪些“病”?具體開出了什么“藥方”?各方反響如何?
問題 學生不愛學，本科四年成“放羊”
對策 加強過程管理，文憑難“混”
近日，華中科技大學將18名學分不達標的學生從本科轉到專科一事，引起公眾極大關注。
“現在大學里，有些學生醉生夢死，這樣是不行的。”吳巖告訴記者，本科教育改革的一個思路就是大學要合理“增負”、嚴把出口關，“適度增加不能按時畢業的學生是應該的，本科生有一定的淘汰率也是必然。”
記者發現，“嚴格”成為此次“新時代高教40條”為本科教育改革明確的一大方向。
比如，在考試管理上，將“加大過程考核成績在課程總成績中的比重”，要求“完善學生學習過程監測、評估與反饋機制。加強對畢業設計(論文)選題、開題、答辯等環節的全過程管理”。針對以往有反映就是“走過場”的論文答辯環節，提出“加強對畢業設計(論文)選題、開題、答辯等環節的全過程管理，對形式、內容、難度進行嚴格監控”。同時，在考察形式上，強調要“綜合應用筆試、口試、非標準答案考試等多種形式”。
“這意味著平時成績會更加重要，以往那種平時不學、考前抱佛腳的學習方式將行不通了。”清華大學學生劉華寧告訴記者。
但在嚴格管理背后，中國本科教育一直以來的短板還在于“如何讓學習真正激發學生的興趣和潛能”。
吳巖告訴記者，要實現“增負”，并非是增加課程的量，而是以提升學生質量為目的，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
記者注意到，圍繞這一點，“新時代高教40條”也作了相應的政策設計。比如，探索將輔修專業制度納入國家學籍學歷管理體系，允許學生自主選擇輔修專業;推動健全學分制收費管理制度，允許學生自由選擇輔修課程等。具體到課堂教學上，則提出要“大力推進智慧教室建設”“積極推廣小班化教學、混合式教學、翻轉課堂”。
“這對學校的課程設計和老師的課堂講授提出了很大的挑戰。今后的本科教育課程要更多地在難度、深度和挑戰度上做文章。”西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唐斌如此解讀。
問題 老師不愿教，不愛講臺愛科研
對策 突出教學激勵，建立教師個人信用記錄
將被“嚴格要求”的不只是學生，還有老師。
記者注意到，“新時代高教40條”中有相當大一部分篇幅放在了“全面提高教師教書育人能力”上。這也是瞄準了此前一直困擾本科教育改革的另一個“頑疾”——老師不愿教書，不愛講臺愛科研。
“國家推出‘雙一流’計劃已近三年，時至今日，一些高校對‘雙一流’中一流學科的認識，依然停留在一些顯性指標上，甚至把學科等同于科研。為數不少的高校認為，只要教師科研做好了，研究生教育特別是博士生作為科研生力軍能出成果，實現‘雙一流’建設的目標就不遠了，本科教育成為科研和研究生培養的陪襯。”西南交通大學校長徐飛表示。
“教學成績難以量化，不少高校把教師上了多少課時只是作為職稱晉升的‘及格線’，真正起決定作用的還是項目數、論文數。”北京某高校一位不愿具名的教師告訴記者，如果“指揮棒”不調整，這股“教師不愛講臺”的“歪風”就很難剎住。
記者發現，此次“新時代高教40條”對教師評價體系作出了不少具體的調整，包括加強教育教學業績考核，在教師專業技術職務晉升中施行本科教學工作考評一票否決制;加大對教學業績突出教師的獎勵力度，在專業技術職務評聘、績效考核和津貼分配中把教學質量和科研水平作為同等重要的依據;對主要從事教學的工作人員，提高基礎性績效工資額度，保證合理的工資水平等。
與此同時，“新時代高教40條”還要求，建立教師個人信用記錄、完善誠信承諾和失信懲戒機制，加強高校教師教學發展中心建設、全面開展教師教學能力提升培訓等，全方位、多渠道地提升教師教書育人的責任感和能力。
但在采訪中，也有一些教師對“新時代高教40條”的實施效果表示了疑慮。
“‘新時代高教40條’制定比較宏觀，關鍵要看這種‘同等重要’怎么落地，要有具體政策。”上述那位不愿具名的教師表示，此前其所在高校也出臺了類似“一票否決”制度，但對教師積極性的調動作用并不顯著，“大家還是把教學當成一條‘及格線’，下大力氣拼搶的還是科研。比如在津貼分配中，一堂課課時費200多元，發一篇核心期刊800元，還在職稱晉升時額外加分，這種差距不拉平，導向就很難形成。”
問題 高校少自省，質量文化待完善
對策 培育質量文化，強化高校主體意識
在建設高水平本科的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至關重要，那就是質量評價體系的構建。
記者了解到，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高校廣泛開展了質量評估和專業認證工作。截至目前，先后有1100多所本科高校、800多所高職院校接受了評估。但這一過程中，也并非沒有短板。
“一是忽視了高校的質量主體地位，質量標準由政府制定、評估由政府組織，高校只是評估的被動執行者和質量保障過程的被實施者，缺乏自身辦學質量的思考和把控，即便有，也是只說好不說壞。二是現在各種質量工程使得高校把工程要求作為質量標準，忽視了自身辦學的多樣化和個性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質量建設的短期化和功利化。”一位長期從事高校質量評估工作的專家告訴記者。
記者發現，在“新時代高教40條”中，“加強大學質量文化建設”部分著墨甚多，并著重強調要“強化高校質量主體意識”，各高校要“建立本科教學自我評估制度”，“將評估結果作為校務公開的重要內容向社會公開”。此外，還將利用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形成覆蓋高等教育全流程、全領域的質量監測網絡體系;推進高等學校本科專業認證工作，開展保合格、上水平、追卓越的三級專業認證。
“高校不僅要設計標準、學會如何為自己‘打分’，還要讓這種質量文化觀成為深植在每一位師生心中的標準，而不是依附于外部評估。”有關專家表示。
“除了高校自評外，‘新時代高教40條’還把評估、認證、督導等工作置于質量文化之下，讓其為高校質量文化生成發展服務。”教育部評估中心院校評估處處長劉振天認為，必須改變長期以來高等教育質量保障的外在性和技術性，使質量真正成為國家、社會、高校以及師生等每一質量主體的內在成長需要，“質量文化一旦形成，又反過來影響質量評估、認證、具體的教育教學工作，這種影響是內在的、長期的、穩定的”。(鄧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