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高分+臺灣公視+HBO(Asia)=良心劇《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豆瓣9.4分的臺劇背向觀眾，拋出一個個問題，從而給我們提供了思考世界真相的入口，也是深層關懷的起點：
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壞人，有標準答案嗎?一場無差別殺人事件，延伸出的幾個家庭間，不同立場、不同參與者的故事……因孩子罹難瀕臨破碎的受害者家庭，兒子殺人于是避逃人群的加害者家庭，幫死刑犯辯護而受盡譴責的法扶律師，弟弟患精神疾病帶給姐姐人生課題的家庭。當事件發生，我們會選擇如何面對?
我們與惡的三種距離
互聯網的時代，愛恨都很簡單，一句話就可以成為點燃情緒的導火索與惡意的泄憤口。《我們與惡的距離》每集片頭都以網絡上的熱點新聞報道與跟帖評論開始，這些蘸滿濃烈情緒的字句滑動、重組成片名“我們與惡的距離”，直觀點明了第一種丈量方式：我們與惡可能只是一根網線的距離。
隨著鏡頭轉場，時間線拉到罪犯李曉明在電影院開槍犯下無差別殺人案后的兩年，受害者家庭、加害者家庭、辯護律師等各方都由新聞輿論場這一入口進場。傷口是如此難以愈合，賈靜雯出演女主角新聞臺副總監宋喬安，作為事故幸存者她失去兒子的自責與對兇手的痛恨交織，很難有人能夠苛求她去原諒作為下屬的李曉明親妹。但另一邊，罪犯李曉明的家屬的愧疚、痛苦與困惑同樣是真實的：“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也不是沒想過賠償與道歉，但又怎能償還得清、賠償得起?對受害者而言，他們還活著、還在呼吸就已是罪與錯。
選擇為李曉明辯護的律師同樣經受著網絡暴力、被威脅、甚至被群眾潑糞，但他說：“你們都希望他(李曉明)死，大家都希望他死，輿論媒體也希望他死，但是法律不是用來討好人民和媒體的……如果這件事情，不去試著找出答案，試著去預防，這類的事情在世界各個角落每天都在上演，你該不會真的認為殺戮游戲或是家庭教養的問題就是李曉明犯案背后的原因吧”?冷酷。但又無比清醒。將作惡之人放逐、定義為“精神病”，似乎可以維持“正常”的安全感，但這種聲討惡人、但不聲討惡的行為，并未挖到真正的病灶，真正的問題永遠被擱置了——沒有了李曉明，卻依然會有無數李曉明的模仿者。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與惡的第二種距離可能只是一個概率問題。這種“惡”是理性無法合理化的“純粹之惡”，人們為處理這一問題發明了諸多命名法：阿倫特論述“惡之平庸”，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說道：“惡只能是極端的，因為它不具備深度，也不具備魔性緯度——而這正是它的恐怖之處，它可以像真菌一樣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個世界變成一片荒蕪。”《惡的科學》的作者把“惡”這一倫理概念用科學維度解釋為“共情腐蝕與閉合”。弗洛姆認為不健全的人格、集權主義催生了奧辛維斯的悲劇……
科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各顯神通，種種理論都在試圖解釋“惡”，但面對李曉明式無差別殺人案、甚至是恐怖襲擊，這個概率是理性無法解釋的：惡的發生有時并沒有什么原因。難以回答的“為什么”，將觀眾放在了一個極焦灼的觀看位置：面對這樣“純粹之惡”，難道還不能馬上消除ta嗎?
答案恐怕沒那么干脆簡單。《我們與惡的距離》非要將懸著心、憋著一腔怒氣的觀眾放置到一個避無可避的觀看位置：在劇中，不加思考的“死刑”、樸素的以暴制暴的正義感，只是在否認惡但無法消除惡，甚至有可能會成為另一種惡——劇情再次翻轉，每一聲正義、人道的聲討，新聞報道倫理道德的曖昧性。正義的衛士很可能也是無形的劊子手：精神病連同患者均被污名化，被正常社會隔離、被歧視、成為霸凌對象。這一行為甚至被民粹冠以正義之名：他們威脅社會安全、甚至會影響房價;群情激憤的“民意”下加害者的家屬也正成為另一種被害者——這是我們距離惡的第三種距離：有時，正義和邪惡只一步之遙，絕對的善和絕對的惡一樣沒有人性。
作為一部犯罪與人情題材的群像劇，各種身份的人連番登場，不斷破解和挑戰觀眾的“安全感”與常識。迎合觀眾口味的作品常常是“娛樂至死”的面孔，多少會背離藝術的自律性，但“輕松”本身也無可厚非：畢竟，現實已足夠沉重，這些“未必可靠卻樂觀”的心理按摩與救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在相反的一極《我們與惡的距離》是將濕漉漉又血淋淋的現實呈現在大眾面前，這更需要藝術創作的勇氣與信念感：因為表達真實，某種程度上就會觸犯觀眾，但為屏幕前的觀眾撕開了一個思考的口子。
人性+大數據：“社教劇派”的硬核現實
觀眾打出的高分有據可依：“現實題材，嚴肅話題，法律道德的拉扯，人性的親密疏離，善惡的爭辯，新聞理想的偏離，只看一集引出這么多話題，這種劇不打五星還要打什么!”
《我們與惡的距離》所打開有關現實的思考維度，內在于“社教派”編劇呂蒔媛的創作脈絡中，真正堅硬的現實是正視人性：以近乎零度的情感立場冷峻地呈現一種復雜而又活生生存在的現實，創作者并未有事先預設宣揚某種價值，只是不斷地提醒你：睜開眼，再睜大一些，去看，去保持懷疑，去質詢真相。答案可以是多樣的，劇中人的做法或許是錯，但將矛盾暴露出來的創作并不是罪、更不能稱之為錯。
劇中老師對李曉明的妹妹語重心長道，“不要去挑戰人性”。因為世界是立體的、從不是非黑即白，編劇無限逼近人性的復雜與陰影面，行大善的人也會有小惡，所以劇中角色從不是單純的好人/壞人。武斷地設下種種偏見，可以維持一種虛幻的安全感，但不堪一擊。劇情并未利用偏見去煽動不同群體間的對立，悲劇中的每個個體都各有自己的不幸。這是《我們與惡的距離》不斷在強調的：要從各式各樣的標簽下解放具體的人性。
馬拉美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定義就是殺戮，暗示就是創造”。“精神病人、心理變態、殺人兇手、屎尿人渣…這些詞語出現在每一集片頭，展示網民評論的畫面中”，這些定義、劃分的標簽正是對他們的抹殺——完美是對人性的扼殺，是抹平了那些人性中有趣的紋理和皺褶，呈現出一種光滑平板的“漂亮”，但內里實際上是缺乏自省的洋洋自得。在劇中，律師為罪犯辯護并非就是洗白，追逐熱度與眼球的記者也未必在傳遞真相，作為辯護律師家屬在宏觀正義真相與家庭私人生活間的搖擺、糾結，編劇沒有傳遞任何一種廉價的道德感，主角也沒有忙著自證偉大、進而感動自己。
相應地，劇作呈現為一種網狀因果結構，惡因與惡果互相喂養、互相毀滅，多種熱門社會話題交織：廢除死刑、精神病人的權利、新聞倫理、程序正義與結果正義之爭、風險社會保障等等。被稱是“有著公共論壇意義的連續劇”，這有賴于大數據的支持：流媒體的平臺支持與制作方的大數據調查，制作方通過數據庫剖析、總結熱點，并成功的落地、結合文化本土化，使得《我們與惡的距離》呈現了一種堅硬、真正切中現實的痛點。
自認為是“社教派”的編劇呂蒔媛，創作的落腳點終歸是“教”，但劇情并不指向提供一種標準答案或解決方法，教的是“學會面對”：一如劇中精神病醫師指出的，“對于一個病人來說，病識感非常重要。只有認識到自己病了，才能更快地療愈。”即：只有認識到自己生了病、出了問題我們才有療救的可能。放逐、設置藩籬去隔離、粉飾太平并無益于解決問題，相反，直面才能進步：“當我們能接納他人身上的復雜性時，我們才會明白和接納自身的脆弱面，看到勇氣和恐懼是可以并存的，明白陰暗不會阻止美好，因為只有一種聲音的世界才是惡的最佳培養皿。比恐懼更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如同編劇呂蒔媛自己所說，“正義的標準是什么?好壞的標準是什么?它沒有一個操作手冊。一部戲很難改變人，但希望它能給大家帶來一些對話的空間。如果我們都放棄的話，這個問題就永遠不會有答案。”
至于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如何?“從未審視過的即是遙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