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并應，俗嘉其名，以為宜于長久。”重陽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祈求長壽的節日。呼朋引伴，登高望遠，賞花飲酒，吟詞作賦——佳節又重陽，感謝宋人，在小詞里面坦誠記錄下自己的重陽節，讓我們得以重溫天水一朝的詩意生活與重陽味道。
與客攜壺上翠微
與客攜壺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飛。
——蘇軾《定風波·重陽》
元豐四年(1081)的重陽節，蘇軾身在黃州(今湖北黃岡)，雖仍任團練副使之職，算是官身，然不過是虛銜，并不理事，且“本州安置”，受地方官員監視。蘇軾因此自嘲云：“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初到黃州》)
宋·劉松年《攆茶圖》(局部)
這一年，蘇軾客居黃州已整整兩載，流放之罪官，常有衣食之憂。他在一首詩序里記錄到：“余至黃州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余乏食，為于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一位故人在黃州東門之外為其謀得數十畝“茨棘瓦礫”的荒地，蘇軾親自開墾，種糧自食，命之為“東坡”。
從此，“東坡居士”成為蘇軾的別號，“蘇軾”也正式蝶變為“蘇東坡”。
也正是在這一年的重陽節，蘇東坡在簡陋的酒席上，舉觴對客，填詞一闋：
與客攜壺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飛，塵世難逢開口笑，年少，菊花須插滿頭歸。
酩酊但酬佳節了，云嶠，登臨不用怨斜暉。古往今來誰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
雖是宋詞，卻有唐人風味，為何?因為這是東坡從唐詩隨手改來的。
宋·趙佶《文會圖》(局部)
“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沾衣?”此詩是晚唐詩人杜牧的《九日齊山登高》，寫于大唐會昌五年(845)的重陽節。那一天，杜牧尚在池州刺史任上，詩人張祜來拜訪，二人是同病相憐——都是黨爭牽連、懷才不遇的遷客。杜牧曾是牛僧孺掌書記，一度擢升監察御史，后卻屢屢外放;張祜也是失意之人，其三百首詩作曾獲皇帝御覽，卻不得一官，只好以處士自況，流落淮南。杜牧對其一見如故，曾寫詩贈他：“何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兩個流落他鄉的詩人，在重陽節相聚，在江邊痛飲，登高望遠，菊花滿頭，相逢一笑——從詩意來看，這笑容應是借酒澆愁的苦笑吧?
宋朝士大夫普遍喜歡在宴會上戴花，歐陽修“戴花持酒祝東風”(《鶴沖天》)，黃庭堅“醉里簪花倒著冠”(《鷓鴣天》)，辛棄疾“插花走馬醉千鐘”(《定風波·暮春漫興》)，都是宋朝士大夫頭戴鮮花、手持酒杯的寫照。
這種活動不同于唐朝官員“宮廷賜花”的朝堂禮制，而是士大夫私生活的約定俗成。如果這般現象出現在禮法森嚴的明清二朝，是一定會被視為傷風敗俗之舉的。
宋·朱紹宗《菊叢飛蝶圖》
待到重陽佳節，宋人更是簪菊成風，如范成大“看了十分秋月，重陽更插黃花”(《朝中措》)。周密在《武林舊事》中回憶南宋宮中在重陽節的前一天，就要提前準備一萬株菊花，以備重陽簪花之用，“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當，于慶端殿分列萬菊，燦然眩眼，且點菊燈，略如元夕。”臨安的重陽節，百姓們也會頭戴菊花，暢飲新釀美酒。
蘇詞中值得一提的還有“牛山沾衣”的典故。《韓詩外傳》記曰：“齊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郁郁泰山。使古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
古代君王很少暴露自己內心軟弱的一面，但齊景公作為大國之君，在登高望遠時能夠坦白自己對死亡的恐懼，的確難能可貴。雖然后世也有嘲笑他的，如李白“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續。物苦不知足，得隴又望蜀”(《古風》)。但大多數人對此流露出尊重和同情，畢竟在死神面前，人類都是同樣脆弱如蘆葦。
杜牧寫下這首重陽詩的時候，想起了在牛山沾衣的齊景公早已化為黃土，帝王將相尚且如此，何況是自己與張公子這樣的失路之人?
相比而言，蘇東坡把它隨意涂抹，填作宋詞，卻有了幾分戲謔的曠達味道。比起唐詩的一本正經，宋詞的字節更為靈動，似乎消解了生死話題的嚴肅與無解。
特別是最后一句，蘇東坡不動聲色地把“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沾衣”，改成“古往今來誰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似乎把那種對人生易老、生命有時的無奈，化成了看透世事卻又樂觀待之的清澈洞明。
重陽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祈求長壽的節日。魏晉人所作《西京雜記》中記載西漢民俗“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雖《西京雜記》所記未必是漢人風俗，然可印證最遲在魏晉時代，九月九日即為一個與長壽有關的日子了。
魏晉時代人們對于生命長短的體悟開始深切，一方面追求生命的長度，即使是嵇康這樣的高士，也“又聞道士遺言，餌術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與山巨源絕交書》);另一方面又恐懼于生命的無常，如石崇在《金谷詩序》中所悲嘆：“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嵇、石二人雖人生道路迥然不同，其命運卻皆未得善終。
相比而言，出身貴公子的曹丕曾在重陽節送給書法家鐘繇幾束菊花，并寫下《九日與鐘繇書》，開頭便解釋了重陽寓意：“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并應，俗嘉其名，以為宜于長久。”從中可知，由于“九”與“久”的諧音，九月九日被視為一個“宜于長久”的吉利日子，在這一天飲用菊花酒可以延年益壽。即使是曹丕也未能免俗，贈友菊花作重陽下酒之用，“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所謂菊花酒，并非簡單拿菊花泡酒，據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所載“以九月九日日未出前，收水九斗，浸曲九斗”可知，在重陽節黎明時分，人們便采摘含苞待放的菊花，摻雜在黍米中浸曲釀制，直到次年重陽“甕滿好熟，然后押出，香美勢力，倍勝常酒”，才能釀成真正的重陽菊花酒。一年的春夏秋冬、悲歡離合都濃縮在菊花酒中。
花開花落，酒醉酒醒。
何人送酒？重陽藥市
向此際，寒云滿目空搔首。何人送酒?
——秦觀《摸魚兒·重九》
宋朝人描寫重陽的景色，往往相差甚遠，晏幾道的“庭院碧苔紅葉遍，金菊開時，已近重陽宴”(《蝶戀花·庭院碧苔紅葉遍》)，滿眼皆是富貴氣象，而東坡得意門生秦觀筆下的重陽風景，卻是“傍湖濱，幾椽茅屋，依然又過重九。煙波望斷無人見，惟有風吹疏柳”。
于是，他“凝思久，向此際，寒云滿目空搔首。何人送酒?但一曲溪流，數枝野菊，自把唾壺叩”。重陽佳節，秦少游卻獨缺一壺酒。
在這首《摸魚兒·重九》的下闋，秦觀陷入對人生的沉思，進而感慨：“休株守，塵世難逢笑口，青春過了難又。一年好景真須記，橘綠橙黃時候。君念否?最可惜，霜天閑卻傳杯手。鷗朋鷺友。聊摘取茱萸，殷勤插鬢，香霧滿衫袖。”
其中，那句“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膾炙人口，然而這原是蘇東坡在杭州寫的《贈劉景文》里的名句，少游借用于此，或許是在重陽時節遙念恩師?
這首詞最能觸動人心的，或許還是上闋里那句“向此際，寒云滿目空搔首。何人送酒?”我讀到這句時，第一反應是想起了“出門搔白首”的“詩圣”杜甫。
秦觀在文學史上的形象頗顯羸弱，“霧失樓臺，月迷津渡”(《踏莎行》)，疑似潦倒迷茫的文藝青年。其實不然，秦觀自言：“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立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虜有可勝之勢，愿效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吊晉唐之遺人。流聲無窮，為計不朽。豈不偉哉!于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陳師道《秦少游字序》)可見，秦觀的平生之志是要平定遼國、西夏，恢復漢唐舊疆。他并非大言談兵，而是和他的老師蘇東坡一樣，寫了很多有見地的策論。
精研宋代文史的朱東潤先生閱讀秦觀詩詞文集，眼光獨到，留意到了秦觀的策論：“余于少游之書，尤喜讀進策三十篇，觀其所得，蓋導源于東坡，所見甚卓。此真充國之遺計，破敵之上策。當時諸人，蓋無有出其右者。”(《淮海集校注》序)朱先生可謂是秦少游千載之下的知己。
然而，在秦觀的時代，除了蘇東坡等二三子外，世人都是拿他當一個寒酸詞人看待。秦觀也沿著蘇東坡的道路，在南方向著更南的方向流放。在重陽日，他并不一定缺酒，缺的是白衣送酒的太守蘇東坡。
他或許回憶第一次見到東坡的場景：“我獨不愿萬戶侯，惟愿一識蘇徐州。”(《別子瞻學士》)
很多年以后，南宋錦官城，一個不缺酒的人，在重陽節喝醉。“何事又作南來，看重陽藥市”(陸游《漢宮春·初自南鄭來成都作》)
這首《漢宮春》是陸游的真情流露之作，在萬人如海的鬧市，獨自欹帽垂鞭，流涕尊前。放翁自己交待此詞寫于“初自南鄭來成都作”，那就是孝宗乾道九年(1173)，他已是知天命之年，剛剛從陜西南鄭前線調回成都，擔任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這是個有銜無事的官職，“冷官無一事，日日得閑游”(《登塔》)，陸游“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戎馬生涯自此終結，五十歲的他從此自號“放翁”。
羽箭雕弓，憶呼鷹古壘，截虎平川。吹笳暮歸野帳，雪壓青氈。淋漓醉墨，看龍蛇飛落蠻箋。人誤許、詩情將略，一時才氣超然。
何事又作南來，看重陽藥市，元夕燈山?花時萬人樂處，欹帽垂鞭。聞歌感舊，尚時時流涕尊前。君記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
這一年的重陽節，陸游漫步于繁華似錦的成都重陽藥市，在萬人如海之中，看花開富貴，聽歌聲曼妙，卻聞歌感舊，回憶起南鄭軍中歲月，突然情緒崩潰，很快喝醉了。
初讀這首詞的時候，很不理解的一點是，所謂“重陽藥市”，顧名思義是重陽節期間賣藥材的市場，在藥材市場怎么會逛著逛著就喝醉呢?
直到讀到一則史料，我才豁然開朗。宋人莊綽《雞肋編》中記載了成都重陽藥市：“至重九藥市，于譙門外至玉局化五門，設肆以貨百藥，犀麝之類皆堆積。府尹、監司皆步行以閱。又于五門以下設大尊，容數十斛，置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飲。如是者五日。”
原來，重陽藥市上除了堆積如山的中藥材，還在街上多處放置了幾個巨大無比的酒缸，供人隨意暢飲五日。于是，“詩情將略”的陸放翁得以在重陽藥市一醉方休。
此外，陸游詞中的“欹帽垂鞭”似乎也是大有深意。“欹帽”即歪戴帽子，暗合“參軍落帽”的典故。《晉書·孟嘉傳》載：“(孟嘉)后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宴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并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地，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連嘆。”在南朝的某個重陽節，征西將軍桓溫宴請幕府中人，大家都身著正裝，頭戴官帽，突然一陣風吹來，刮跑了參軍孟嘉的帽子，這在當時算是失儀，然而孟嘉很淡定地去上廁所。桓溫讓座上一位名士當場揮筆寫文嘲笑他，還將文章置其座位之上，結果孟嘉回座后從容揮毫作答，文采風流，舉座嘆服。
于是，這個段子也成為重陽佳話，在重陽詩詞之中屢屢出現。有的化用巧妙，如東坡的“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卻戀頭”(《南鄉子·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
桓溫身為南朝梟雄，半生致力于北伐中原，孟嘉在其幕府之中參贊軍事。陸游也是剛剛卸任幕府參軍的官職，也許這個前任參軍歪戴帽子，或是有所寄托吧。
這一點，似乎從陸游的忘年之交、同樣致力恢復中原的辛棄疾身上找到佐證。某個重陽日，稼軒寫下“龍山何處，記當年高會，重陽佳節，誰與老兵供一笑，落帽參軍華發”(辛棄疾《念奴嬌·重九席上》)。
可惜，那一年的成都重陽藥市，無人知曉這個爛醉如泥的老翁有著怎樣的心事。
糕詩酒帽茱萸席
舊日重陽日。嘆滿城、闌風去雨，寂寥蕭瑟。造物翻騰新機杼，不踏詩人陳跡。都掃蕩、一天云物。挾客憑高西風外，暮鳶飛、不盡秋空碧。真意思，浩無極。
糕詩酒帽茱萸席。算今朝、無誰不飲，有誰真得。子美不生淵明老，千載寥寥佳客。無限事、欲忘還憶。金氣高明弓力勁，正不堪、回首南山北。誰弋雁，問消息。
——魏了翁《賀新郎·九日席上呈諸友》
在宋代歷史上，魏了翁或許是一個被忽略的存在，并不為世人熟知，其人在清朝雍正年間配享孔廟，一直被視為“理學名臣”。然其一生事業，豈是區區四字所能概括?權臣韓侂胄倉促北伐，眾人噤聲，魏了翁人微言輕，卻敢當廷反對。30年后，蒙古鐵騎侵犯南宋邊境，宋理宗遍視群臣后，派遣魏了翁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御筆寫下一首唐詩賜給他：“昨夜秋風入漢關，朔云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魏了翁果然不負眾望，是南宋末年少數有實力力挽狂瀾的能臣。
這首《賀新郎》是他晚年一個重陽節所作，上闋里的“真意思，浩無極”是其理學氣息的一面，下闋里的“金氣高明弓力勁，正不堪、回首南山北”則是他憂國濟世的一面。而詞中“糕詩酒帽茱萸席”則流露了宋朝重陽節的又一個風俗——“重陽糕”。
重陽糕最遲在南北朝時期便是重陽必食之物了。南北朝《荊楚歲時記》曰：“九月九日，四民井籍野飲宴。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于何代。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其中“食餌”即指吃重陽糕，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對“餌”的解釋是“粉餅”，揚雄《方言》則稱：“餌，或謂之糕。”漢魏六朝時期，糕是用米粉制作，餅則是用麥粉。可見“食餌”應是起源于南方。重陽“食餌”又被稱為“蓬餌”，糕點里面添加了蓬草。《西京雜記》中言“食蓬餌以祓妖邪”，看來漢魏百姓認為重陽節吃重陽糕，可以祛除“妖邪”之物。
宋人喜食各類面食糕點，不論南北，皆是如此。南宋《夢粱錄》記錄臨安城飲食的章節專門提到：“最是大街一兩處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點，通宵買賣，交曉不絕。”臨安城里賣糕點的小店小攤，生意極好，通宵營業，可見市民對面食糕點的情有獨鐘了。
宋人更是讓“重陽糕”的飲食文化細膩生動起來，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了重陽糕的做法：“(重陽)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遺送，上插剪彩小旗，摻饤果實，如石榴子、栗子黃、銀杏、松子肉之類。又以粉作獅子蠻王之狀，置于糕上，謂之獅蠻。”從中可以看到，重陽糕就是一種“粉面蒸糕”，但是上面裝飾了彩色小旗，還摻雜了石榴籽、栗子、銀杏等，還用面粉捏出獅子等嚇人的形狀——這估計是“食蓬餌以祓妖邪”的古風吧。此書甚至記載：“重九日天欲明時，以片糕搭小兒頭上乳保祝禱云，百事皆高。”雖然荒誕不經，但也保留了宋代重陽民俗的有趣細節。
宋人《邵氏聞見后錄》有一則“不敢題糕”很有意思，“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五經中無之，輟不復為”。劉夢得即是唐朝“詩豪”劉禹錫，他在重陽節寫詩，本想寫寫重陽糕，但疑惑于儒家經典里面沒有“糕”字，怕有違用典之詩法，于是那首詩也沒寫成，被時人嘲笑“劉郎不敢題糕字，虛負詩中一世豪”。
或因如此，唐宋詩里面提及重陽糕的少之又少，而宋詞則不然，畢竟是“小道也”，大可多多涉獵人間煙火，不必像寫詩那么正襟危坐。所以，即便是“理學名臣”魏了翁，照樣也在自己填的小詞里提到重陽糕，且置之首座——“糕詩酒帽茱萸席”。
未曾想，宋亡之后，這塊普普通通的重陽糕，竟成為宋朝遺民追憶天水一朝的故國風物。元初丘葵在一個重陽日寫下“浮蟻共伴今日醉，食糕空憶太平時”(《九日》)。
“糕詩酒帽茱萸席”，最后聊聊茱萸吧。
對于當代中國人而言，茱萸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植物，要說熟悉，“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雖兒童亦能熟誦;要說陌生，估計能識得茱萸形貌的人不多吧。至于茱萸的別稱越椒、艾子，更是讓人不知其為何物了。
古代重陽節除了頭簪菊花的習慣，另有頭戴茱萸的風俗，目的是為“辟邪”。晉人周處《風土記》載：“九月九曰謂為上九，俗尚茱萸到此日氣烈，熟色赤，可折其房以插頭，云辟除惡氣而御初寒。”
至于重陽佩戴茱萸“辟邪”的來歷，南朝吳均《續齊諧記》言之鑿鑿：“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曰，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于此。”當然了，正如此書書名，這不過是一個小故事。
這種源于遠古的節日風俗，已經很難考證其起源了，私以為佩戴茱萸或許也是楚風，古代楚國稱茱萸為“榝”，屈原《離騷》有云：“椒專佞以慢幍兮，榝又欲充夫佩帷。”可見，此物本屬惡草(從名字里面的殺氣重重便可得知)，君子不應佩戴。后來或是“以毒攻毒”的老法子，茱萸搖身一變成為民間“辟邪”之物。一直到明朝李時珍《本草綱目》，依然聲稱“(茱萸)懸其子于屋，辟鬼魅”。
唐人或許還有重陽佩戴茱萸的習慣，到了宋朝，則更多是以之入酒。南宋《夢粱錄》載：“(重陽)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飲之，蓋茱萸名辟邪翁，菊花為延壽客，故假此兩物服之，以消重陽之厄。”宋人真是風雅有趣，叫菊花“延壽客”，給茱萸則起了“辟邪翁”的綽號。
或許是宋人更看重及時行樂，因而忽略了茱萸傳說中的辟邪功能，以之入酒，虛應故事，更多則是把它與菊花一起觀賞。蘇東坡的“此會應須爛醉，仍把紫菊茱萸，細看重嗅”(《醉蓬萊·重九上君猷》)，所寫正是此情此景。當然了，這句宋詞也是化用唐詩，杜甫那句“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九日藍田崔氏莊》)，實在是過于經典，東坡前面加了半句“此會應須爛醉”，方有幾分宋人坦白不羈的味道，在后面又提筆寫下“來歲今朝，為我西顧，酹羽觴江口”，明年的重陽節，不能與諸君重聚痛飲了，記得在江口為我倒上一杯酒啊!使后人讀之，頓覺豪邁。這就是東坡勝過唐人之處吧。宋詞里的重陽節，也因此在歡聚的深情之中，平添了幾分豁達與從容。
“耆老者六七人，相與會于城中之名園古寺，且為之約：果實不過五物，殽膳不過五品，酒則無算。以為儉則易供，簡則易繼也。命之曰‘真率會’。”(呂希哲《呂氏雜記》)每當讀到這樣的史料，我都會感慨宋朝的市井如此簡單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