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6月3日)有媒體報道說，前天，廣東省廣州和深圳兩市發布通告稱，增加城市小汽車通行的增量指標配額。不過，有點蹊蹺但細思也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對這個有關城市交通方面的重要公共政策的變化，媒體冠以“車市迎硬核利好”。
“車市迎硬核利好”，這是對城市交通方面的公共政策變化的詮釋么?或者，為什么有涉城市交通的公共政策的變化，其動機被媒體歸結為是為車市帶來“硬核利好”?可以肯定的是，城市交通方面的公共政策并非不可變化，并非不可調整，并非不能“救市”，甚至也并非不能復舊。但是，如果這個政策變化和調整的動機只是為了“救市”，只是為了拉升地方GDP，而忘了當初實施汽車總量控制的初心，在調整公共政策時無視城市交通的現狀，那么，這種公共政策“翻烙餅”的現象，實在有損政策制定者的權威，也實在有損公共政策的權威。
繼上海北京實施居民用機動車總量控制之后，其他一些城市也相繼對民用機動車數量增長實施了標準不一的控制措施。對于人口集中的超大規模城市來說，制定和實施這種公共政策確是萬般無奈之舉，人們對此不滿甚或憤懣，可人們也想不出控制總量的更好方法，也找不出在有限的城市道路上保持機動車數量與通行順暢相平衡的辦法。從公平和公正的角度而言，現行“后來者”抽簽、搖號或者參拍的辦法，與公共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原則并非完全一致，因此難以做到手段與目的的統一，但其畢竟對阻止城市交通狀況持續惡化起到些作用。在找到可替代的方法——如創新管理、提升駕駛者文明水平、科學規劃和完善城市道路等——之前，當前的總量控制辦法起碼可以延遲最壞狀況的到來。
在一定程度上放松民用機動車總量控制，這無疑會增加購車者的中簽概率，因此對要購車的人來說，這確確實實是一個“硬核利好”。但是，在沒有給出公共政策變化的根據、以及為什么如此變化的情況下，放松總量控制實際上就成了遲來的、早該給而沒有給的“硬核利好”——因為既然如此，又何必當初;既然原定控制的總量尚有空間增加數量而不會惡化城市交通狀況，為什么不早點放松總量控制?
失當的公共政策及其調整和變化，最大的后果就是造成“過這村沒這店”的現實。這種現實，將普通人的機會只與某種時間順序上的機緣掛上鉤，而忽視乃至無視權利的根據。人們平時常見的二人排隊也會惶恐不安爭先恐后的現象，實際上就是這種公共政策的后遺癥之一。至于投機、插隊、鉆空子，那更是失當公共政策及其調整和變化的嫡系正宗，獲益或失益于這種公共政策的人們，卻都會由此養成相同的行為模式，不惜任何手段獲取實際上本該屬于自己的機會。
廣州和深圳是重要的汽車產地，在目前汽車銷量下滑的市場行情下，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增加汽車銷量，這再正常不過。但是，在沒有說明機動車數量與城市交通狀況之間關系的情況下突然放松總量控制，而目的就是為了讓“車市迎硬核利好”，全然忘了城市交通方面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初衷和變化依據，那么，車市行情即使上去也難持久，或者車市行情上去了，城市道路卻更擁堵了，于是總量控制復又更緊了……這樣的公共政策及其調整和變化，這種讓人們取得利益的途徑和方式，能不讓人促急投機鉆營嗎!
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及其所要達到的目的，要循原則有分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