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增長和城市建設步伐的加快,各地拆遷房屋數量急劇增加,拆遷成為當今社會無法回避的一個話題,由此引發的矛盾不斷涌現。作為中國拆遷律師第一人楊在明,也在用實際行動協調著其中的矛盾關系。

今年,是他從事法律服務的第27個年頭。全國26個省市區,179個縣級以上城市,到處都有他的足跡。2012年,楊在明創立了北京在明律師事務所,繼續用“只為被拆遷人維權”的理念和“正義、誠信、融合、責任”的精神服務客戶。十年間,楊在明及其團隊成就了諸多“民告官”的大案、要案,累積辦理案件數達20000件。他們用法律為無數拆遷戶撐腰,為百姓點亮了拆遷維權的希望明燈。

用全局思維解決“民告官”難題

都說辦理拆遷案是棘手難題,到底難在哪里?拆遷案件屬于行政訴訟,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民告官”。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征收方往往掌握著強大的權力,又身經百戰。在這樣實力強悍的對手面前,作為普通老百姓的被征收人表達出來聲音渺小,訴求容易被忽視,很難在遭遇拆遷時找到一個平衡位置進行公平的博弈。

“用法律為弱勢群體排憂解難,是律師的職責和義務,也是自己的從業初心。”在楊在明看來,如何利用拆遷律師的全局思維,把法律賦予的權利還給百姓,保證被拆遷人和征收方之間達成實質性的平等地位,是解決拆遷矛盾的前提。

楊在明表示,拆遷維權不僅是一個法律問題,還是一個社會問題。拆遷律師必須有與其他律師不一樣的思維方式,時常跳出單純的法律視角,用全局眼光來看待問題。在當前拆遷維權的大環境下,要想取得最佳結果,打官司只是其中一個環節。還得通過溝通、協調、談判等多樣化方式,讓不落地的法律原則落到實處。該堅持的堅持,該妥協的妥協,最大可能地爭取到合理補償才是最終目的。

我國西部農村有一對老夫婦,承包了一片責任田。當地公路局和公路局下屬的施工公司將工程垃圾放到了老夫婦的責任田里,堆成了小山,導致兩人無法正常使用田地,侵害了他們的合法權益。

起初,他們找到了一位民商法的律師,按照常規的民事侵權訴訟進行辦理,但法院一直不給立案。事情拖了好幾年,始終未得到解決。老夫婦托朋友找到了楊在明,希望他能出手幫忙解決。面對這個棘手的問題,楊在明律師及時調整了辦案思路,從行政法方向找到了突破口。最終在楊律師的多方協商下,公路局和施工公司清走了垃圾,還賠償了老夫婦6萬元補償費,幫他們解決了大難題。

讓老百姓相信法律的力量

“老百姓一定要相信我們律師,相信國家的法律。”這句話是楊在明在辦案過程中經常對被拆遷人說的。當前我國的征收法律,在立法宗旨上是傾向于被拆遷人的。但從實踐來看,不難發現有大量的被拆遷人在補償問題都是過于被動的。各種復雜的社會原因,給許多老百姓留下了難用正當手段解決拆遷矛盾的印象。

很多被拆遷人在遇到拆遷問題時,害怕和不知所措。一邊是自己下半輩子賴以生存的房屋,另一邊則是權力強大的征收方,會不會遭遇強拆,簽了協議拿不到補償怎么辦?這些無形的恐懼時刻圍繞著被拆遷的百姓,導致很多人被迫承受了財產損失。

楊在明表示,當拆遷戶遇到問題時,有些理性爭取,有些卻盲目應對,甚至鬧出流血事件或搭上性命,這是我們最不愿看到的。拆遷律師不是單純的法律工作者,也要承擔起被拆遷方心理醫生的角色。站在當事人的角度,替他們考慮核心訴求是什么,怎樣調整心態,如何用最合理的方式維護權益。協商、談判、協議、訴訟、執行……每個環節中,律師都要安撫好當事人的情緒,并告訴他們,正義不會缺席,法律與你同在。

楊在明律師曾辦過這樣一起案件。許某在浙江金華有兩套房屋,由于當地項目建設需要,被納入拆遷紅線范圍。但在政府作出房屋征收決定之前,房屋被強制拆除了。許某一直未獲得來自政府的拆遷補償金,心情很沮喪。他找到楊在明律師,希望幫自己爭取賠償。一審判決結果出來后,法院認定區政府需要向許某支付行政賠償。但許某認為,雖然自己的補償金回來了,但區政府違法強拆的行為并沒有得到懲處。許某決定繼續上訴,但二審時法院駁回了他的大部分請求。

許某有些灰心,考慮是否放棄。楊在明律師開導他,“政府作為公權力在某些事情上有天然的優勢,但咱們老百姓也不要害怕。法律是公正的,只要我們據理力爭,一定會取得好結果。”

在楊在明律師的幫助下,許某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了再審。在各方不懈努力下,該案最終獲得全面勝訴,判定區政府承擔了違法強拆的責任。

“要想真正化解政府和百姓之間的矛盾,行政機關必須對老百姓的損失做出全面賠償的舉措。”楊在明表示,維護拆遷權益是一個斗爭的過程,不能輕言放棄。作為拆遷律師,我將幫助遇到難題的老百姓,勇敢拿起法律武器,有理有據地爭取權益,讓他們感受到司法的公平和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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