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昔日的“商丘好人”，善行義舉曾被當地多家媒體報道；因陷入套路貸，他的公司一夜間倒閉；公司倒閉后，他被控“騙取貸款”羈押508天；檢察院不起訴后，法院決定賠償他23萬元。3月16日，談起自己的遭遇，商丘人孫紅軍不住地嘆息，“10多年來，我的經歷就像坐過山車一樣......
知名民營企業因陷套路貸突然倒閉
孫紅軍是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人，今年49歲。案發前，孫紅軍曾是商丘某民營企業法定代表人，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人大代表。2013年，孫紅軍被評為“商丘市道德模范”稱號，2014年5月、8月，孫紅軍兩度入選“中國好人榜候選人名單”。
《商丘日報》曾于2013年整版報道過孫紅軍事跡
“2015年之前，我們的企業在商丘影響很大，規模最大時，公司有員工上千人，農民工三千多人。”孫紅軍說，公司發展壯大后，他一直沒有忘記回報社會。“我本人和公司長期致力于捐資助學、助困、助殘、助醫，案發前，公司累計向社會公益事業、慈善事業捐款捐資幾千萬元。”
2022年3月16日，華商報記者從《商丘日報》《京九晚報》證實了孫紅軍的說法——2013年10月15日，《商丘日報》《京九晚報》用一個整版以相同的標題“商丘好人孫紅軍”，報道了孫紅軍的“善人善舉”。
報道說，在柘城縣的大街小巷，提起孫紅軍，大家都會說出兩個字：好人。柘城的城市建設、孤寡老人、留守兒童、抗震救災……都留下了孫紅軍做慈善的影子。
報道寫道，提起孫紅軍，柘城縣崗王鎮敬老院72歲的范義蘭老人贊不絕口：“好人啊！孫紅軍不但給我們這些無兒無女的老人送錢、送物，還給我們送戲，他公司的員工還經常過來給俺這些老人打掃衛生，幫俺洗頭、洗腳、剪指甲，他對我們比親人還親！”
2013年，孫紅軍到資助的四胞胎家中慰問
報道稱，柘城縣邵園鄉的李女士2012年9月份生了四胞胎，她全家僅靠愛人外出打工掙錢維持，生活十分艱難。獲悉情況后，孫紅軍將孩子所需的日用品買齊給她送到了家，并長期供應四個孩子的奶粉，還資助她家1萬多元錢。李女士的婆婆流著淚說：“孫總啊，俺全家三輩子忘不了您的好，沒有您，俺這幾個孩子養不活呀！”
2013年10月25日，河南《大河報》也以“好人孫紅軍和他影響下的慈善團隊”為題，用一個整版報道了孫紅軍的好人好事。報道稱：柘城縣張橋鎮小男孩毛兵兵3歲患上了血友病，只能通過不斷補充凝血因子來維持生命。但是他的家庭貧困，承擔不起昂貴的醫療費用。孫紅軍得知此事后，立即送去了5萬元錢醫療費。幾年來，孫紅軍累計為毛兵兵捐款超過10萬元。
2022年3月17日上午，毛兵兵的父親告訴華商報記者，孫紅軍是他們一家人心中的大好人、大恩人。“他們公司出事前，他資助了我兒子10多年，要是沒有他，我兒子現在還不知道是什么樣子。聽說他出事了，我們都不相信，也很難過。現在他平反了，我們一家人都很高興。”
當天上午，柘城縣張橋鎮敬老院原院長袁明告訴華商報記者，在敬老院老人眼中，孫紅軍是一位“大善人”。“孫老板沒出事前，每年春節、中秋節都會帶著水果、月餅、米、面、油及慰問金到敬老院看望慰問老人，對老人非常好。他出事后，敬老院很多老人自發簽名，向相關部門證明他是個好人。”
多年傾心公益，讓孫紅軍收獲了“關愛留守兒童優秀資助人”“柘城縣孝親敬老之星”“商丘好人”“商丘市道德模范”“感動商丘的十大新聞人物”“商丘市十大慈善家”“河南省敬老之星”等稱號。
2014年，孫紅軍獲得“2013年度感動商丘十大新聞人物 ”
“因為認人不清，我陷入了對方精心設計的套路貸中，不僅令企業突然倒閉，還讓我身陷囹圄508天。”孫紅軍回憶，2014年初，由于銀行貸款收緊，他們公司遭遇了融資難問題。當年5月，商丘當地人朱某向他借款5200萬元。“雖然公司已還款5000萬元，但朱某等人又通過其他方式強取豪奪了公司上億元資產（警方委托的司法會計鑒定，孫紅軍多付朱某本息11687余萬），導致公司倒閉。”
相關資料顯示，孫紅軍被敲詐勒索1.1億余元
華商報記者從相關司法文書證實，2020年7月20日，河南省民權縣法院以強迫交易罪、非法拘禁罪判處朱某有期徒刑五年半，朱某及家人強迫購買孫紅軍公司的10套商鋪依法返還。同年9月27日，河南省商丘市中院駁回朱某上訴，維持原判。
“商丘好人”被控騙取貸款1000萬
“本以為此事會就此結束，我們公司有望重振旗鼓，沒想到案件余波并未平息，作為受害人的我再遭劫難。”
孫紅軍介紹，2014年4月，他和柘城縣某加油站一位朋友商量，以他們公司名下一塊土地作為抵押，以加油站名義向當地銀行借款1000萬元，用于公司周轉。因該筆貸款未能全部及時償還，銀行將加油站及他們公司起訴至法院。2016年5月13日，柘城縣法院查封了他們公司名下的抵押土地。2017年11月，柘城縣法院查封了貸款的加油站，2021年3月24日，柘城縣法院又查封了他位于柘城縣的2套商鋪。
“本來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糾紛，沒想到演變成了刑事案件。”孫紅軍稱，2019年9月，商丘市睢縣警方以他涉嫌騙取貸款罪為由，將他刑拘，此后批捕。2020年8月13日，睢縣檢察院以孫紅軍涉嫌犯騙取貸款罪向睢縣法院提起公訴。
檢方指控：2014年4月，孫紅軍與常某某（另案處理）商議后，決定以孫紅軍公司名下一塊土地作抵押，以常某某的加油站名義貸款1000萬元為孫紅軍的公司使用。隨后，孫紅軍的公司提供了土地評估報告，銀行制作了貸款理由為購進油品1000萬元的貸款申請書等貸款資料。孫紅軍公司工作人員偽造了三份虛假油類購銷合同，常某某在有關貸款資料中簽字。2014年5月16日，該筆貸款發放，加油站直接將該款轉付給孫紅軍公司相關人員，用于支付公司的工程款等開支。案發前，孫紅軍共歸還貸款本金380萬元及部分利息。
檢方以法律變化為由不起訴，當事人兩次申請國家賠償未獲支持
2020年8月13日，商丘市睢縣檢察院以孫紅軍涉嫌犯騙取貸款罪向睢縣法院提起公訴。法院受理后，睢縣檢察院以法律規定發生變化為由，決定撤回起訴。2021年3月10日，睢縣法院準許撤回起訴。
2021年4月7日，睢縣檢察院以“法律規定發生變化，孫紅軍的上述行為現屬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為由，決定對孫紅軍不起訴。
“拿到不起訴決定書后，2021年5月，我向睢縣檢察院提出國家賠償申請，請求睢縣檢察院賠償我人身自由賠償金18萬余元，精神損害撫慰金50萬元，并要求其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恢復名譽。”
對于孫紅軍的賠償請求，睢縣檢察院認為，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對騙取貸款罪的定罪標準進行了修改，孫紅軍的行為在該法律規定發生變化后屬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情節，根據國家賠償法規定，對于因該種情形而被終止追究刑事責任的人被羈押的，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
2021年7月23日，睢縣檢察院決定對孫紅軍不予賠償。
“我對睢縣檢察院作出的國家賠償決定不服，于2021年8月向商丘市檢察院提出復議申請。”孫紅軍說，遺憾的是，對于他的復議申請，商丘市檢察院并沒有支持。2021年10月8日，商丘市檢察院作出了維持睢縣檢察院不予賠償的決定。
當事人第三次申請國家賠償，法院決定賠償近23萬元
對于商丘市檢察院的不予賠償決定，孫紅軍同樣不服，又于2021年11月向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遞交了國家賠償申請。
孫紅軍在賠償申請書中稱，他向銀行貸款1000萬元雖然虛構了貸款用途，但提供的抵押擔保是真實的，并且在發放貸款后積極償還貸款，并未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不構成犯罪。“這有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解釋和判例可以說明”。
孫紅軍說，騙取貸款罪的立法目的是保護銀行的財產不受侵犯，如果有足額抵押，銀行最終不會有損失，不應當認定為犯罪。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刑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騙取貸款罪必須給銀行貸款造成風險狀態，否則不應認定為犯罪。
孫紅軍說，根據有關單位的評估，他們公司抵押的那塊地價值2100萬元，該塊土地在抵押時是合法出讓土地，沒有任何債務，完全可以彌補銀行的損失。
商丘市中院賠償委員會認為，2020年7月，最高檢出臺相關文件指出，在辦理騙取貸款等犯罪案件時，要充分考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實際情況......對于借款人因生產經營需要，在貸款過程中雖有違規行為，但未造成實際損失的，一般不作為犯罪處理......
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人員也指出，對由于“融資門檻高”“融資難”等原因，民營企業因生產經營需要，在融資過程中雖然有違規行為，但并沒有詐騙目的，最后未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的，一般不作為犯罪處理。
2021年12月23日，商丘市中院決定：撤銷睢縣檢察院及商丘市檢察院先前作出的不予國家賠償決定書和復議決定書；睢縣檢察院向孫紅軍支付限制人身自由賠償金189534.8元；睢縣檢察院在侵權影響的范圍內，為孫紅軍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并向其支付精神損害撫慰金4萬元。
2021年12月底，商丘中院決定賠償孫紅軍近23萬元
“感謝商丘市中院公平公正作出賠償判決，這個結果讓我看到了司法的公信力。”孫紅軍說，目前，賠償正在落實之中。拿到賠償后，他將不忘初心，繼續做出更多更有意義的事情，回報社會，回報群眾。
孫紅軍表示，他的國家賠償款正在落實中
律師說法：防止將經濟糾紛當作犯罪處理，才能增強企業家創業信心
專注于經濟犯罪辯護的周律師介紹，近幾年，中央多次表態保護民營企業，兩高一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也不斷出臺政策意見維護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合法權益。
“最近的一次，是今年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法院明確要求：嚴格區分中小微企業正當融資與非法集資、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參與兼并重組與惡意侵占國有資產等的界限，堅決防止利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糾紛，堅決防止把經濟糾紛當作犯罪處理，堅決防止將民事責任變為刑事責任。”
周律師指出，非法集資和詐騙類犯罪，是民營企業主最容易踩的坑。“商丘好人”案即是如此。由于某些司法機關沒有嚴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等法律原則，往往造成冤假錯案，給當地營商環境形成負面影響。但所幸的是，在本案中，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守住了法律底線。
周律師稱，“商丘好人”孫紅軍被控的罪名“騙取貸款罪”，該罪的犯罪構成要件，除了使用欺騙手段之外，還必須客觀上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提供了假證明、假材料，或者改變了申請時的用途，盡管屬于“欺騙手段”，但如果提供了真實的擔保，或者已歸還了資金，未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就不應作為犯罪處理。上述“欺騙手段”完全可以通過民事訴訟或者行政處罰來規制，而不應使用刑事手段。
“在民間經濟活動中，難免發生各種經濟糾紛。‘兩高一部’多次發文，嚴禁司法機關動用刑事手段插手民間經濟糾紛。所有的侵財類犯罪，都必須主觀上有‘非法占有為目的’，即當事人是否有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目的。如果并沒有這樣的目的，只是因為市場形勢發生變化，比如民間借貸后，受疫情影響，無法按期還款，這就不構成詐騙罪或合同詐騙罪，而只是民事糾紛。”周律師指出，后者作為被告人，將被強制執行還款，但不會像前者，失去人身自由。
周律師最后說，防止將經濟糾紛當作犯罪處理、防止將民事責任變為刑事責任，才能增強企業家創業信心，營造依法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的良好環境，促進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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